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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廊地带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旨在为其构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供研究路径。多年来，来自不同学科、关注不同走廊地带的学者以及学术共同体从多种理论维度或视角拓展和深化了这一取向。此届研修班以“从走廊看中国”为主题，学者的研讨展示出从走廊研究整体性理解中国的多元路径。 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院长于逢春教授基于他提出的“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框架，阐释了“辽东农猎-农牧交错带”、辽西走廊在中国疆域底定、民族融合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历史上，在“辽东农猎-农牧交错带”上兴起的诸政权在统合广义辽东的同时，长时期与泛中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海上诸政权碰撞、互动乃至融合，为后来的清朝掩有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于逢春认为，使“五大文明板块”最终融为一体的粘合剂是发祥于泛中原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和汉字。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黄达远教授基于对河西走廊的研究，阐述中国历史演进的绿洲道路。他认为，从“路、带、廊、桥”的研究视野，能够突破基于西方经验的线性史观，能够超越单一地域、单一族群、单一宗教、单一语言的历史。而在一种具有时空连续性的区域整体史视角下，能够从多个层面解读出历史廊道的时空交互特征。他进一步主张从河西走廊的区域经验出发，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新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回顾了藏彝走廊的战略意义、研究历程和研究主题，总结了藏彝走廊的西南研究经验，着重阐述了如何通过以“历史-民族”区域来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他指出，中华民族所在的“历史—民族”区域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板块之间是由走廊联结的。其中，板块地区在历史上容易形成统一的政权实体，而走廊地区则为许多族群提供了迁徙的通道与生存空间，许多古老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得以存留。正是“板块”“走廊”之间的交流互动，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藏彝走廊主要是藏缅语民族发生、发展、演变、分化的重要舞台，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文化沉积带，繁多的民族种类、复杂的族群支系以及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是该区域的重要特征和学术意义所在。藏彝走廊研究开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研究之先河。以走廊学说的探讨结合扎实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不仅能丰富并深化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而且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一个生动的认识。 贵州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兼首席专家杨志强教授在历史上的西南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考察苗疆走廊的功能定位，并从国家走廊、汉移民通道、活态文化走廊、国际通道等方面拓展苗疆走廊的研究路径。他着重指出，历史上苗疆走廊是一条横贯云贵高原、勾连东西南北的“国家走廊”，明朝为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甚至专门设置了贵州行省。明、清时期，王朝国家依托苗疆走廊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国家化”和“内地化”趋势强烈地影响了这一区域的城镇圈、市场圈和各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苗疆走廊的开通，不仅突破了云贵高原的地理障碍，使得中国西南与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还深刻影响了云贵高原上各民族的发展与演化，使云贵高原的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既具有在国家力量和汉文化普遍影响下的整体性关联，又衍生出“和而不同”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因此，不同于其他以地理形势为特征的“民族走廊”，苗疆走廊的显著特征更在于，它是由交通线连带起来的、具有较强整体性并呈带状结构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线性文化空间”。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鸣教授通过南岭走廊与其他走廊的关联比较，认为民族走廊是华夏文明“中心”向“边缘”联系的地带，“边界性”是民族走廊的本质性特征，而从华夏边缘理解中国恰恰是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就历史意义的层面而言，他将走廊与边缘看成事物的一体两面，分别将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中国的北部边界、西部边界以及南部边界统合起来进行较大视野的整体性思考。而这一研究路径的目标是“为了寻找整合的中国”。在他的解释结构中，中国北方的整合模式是一种华夏边界的往复“扩缩”，并体现为河西走廊上农业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和交往，华夏的边缘很难越过“贮存地”而向草原内陆扩展；在西部，青藏高原的险峻地形也足以阻挡华夏边缘的进一步扩张；而在中国南方，作为华夏南部边界的南岭所阻隔的岭南与中原两片地域并不像北部边界与西部边界那样差别巨大，南岭以南的岭南地区，发展出了一种与中原相类似的生计模式，所以，岭南地区的族群在历史上更多地采取了假借华夏祖先而与华夏成为一体的整合模式。周大鸣进而从新时代中国的一体性建构来阐释走廊研究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