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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灾民苦渡灾荒 通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发生后，农民往往会从农村逃往条件相对较好的城镇、官府所在地的城市，以期获得帮助，因此灾害所引起的人口聚集、秩序混乱等后果主要体现于城镇。如皋县灾民于饥荒发生时，自发前往官办的普济堂、官衙、粥厂寻求帮助，但只有少部分人能够获得食物，更多的人在饥饿的驱使下，啃树皮、掘草根、食稻草屑、食观音土，明知这些东西不可吃，却只求能暂时裹腹，更不时有“人相食”的惨剧发生。 一些灾民因得不到官方及时的救济铤而走险，抢粮劫掠，造成灾区秩序进一步失控，这是如皋饥荒的另外一个特征。尽管情形悲惨，但如皋的例子中，身处饥荒之中的妇女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弱势的、坐以待毙的形象，某种程度上，甚而可以说是机智的、勇敢的。 面对当地人认为的“百年奇灾”，冒国柱《亥子饥疫纪略》描述了如皋县灾民从被动顺从、期望救济而不得的无奈到挣扎生存、劫掠四起等心理反应和行为表现。他们当然寄希望于政府救济，当发现政府救助无望时，他们被迫切换到“临灾模式”，依靠长久积累的生活经验和令人心酸的生活智慧进行自救式生存。 四、新的水灾 如皋县于连续两年遭遇水灾侵袭之后，乾隆二十一年秋天，再度遇水，这次的灾情由知县层层上报至省抚，获准和其他经乾隆帝谕令抚恤的受灾州县一并根据灾情轻重，设厂煮粥，实施赈济。其中，动用社仓米谷125石，且钱粮兼施，共给贫民口粮银7989两。知县杨曾敏一改之前消极的作风，除了积极组织赈济外，还动员地方绅士捐米1529石，又令于四乡设厂煮粥……这一切似乎形成了官民合作、共同救灾的良好格局。 比较两次灾荒中知县的不同作为，其关键点在于灾情是州县自行处理还是向上司申报，显而易见，向上报灾对知县的救灾行为有着更强的驱动力和约束力，并直接影响着救灾的过程和效果。 五、结语：盛世荒政的另一面相 以冒国柱《亥子饥疫纪略》为代表的私人记录灾荒的价值和意义在于：第一，反映了官民对于灾荒危害程度的认知差异。第二，通过灾荒书写抒发对灾民的怜悯和同情之意，使我们得以窥见乾隆时期荒政体系在基层实践层面的运作及其对灾民的心理影响。第三，对州县官府救灾不力的不满和州县官行为不端的谴责。 冒国柱将饥疫的发生、灾民所遭受的苦难主要指向州县官府和官员本人，但我们更需反思的是救灾体制的缺陷，这显示了乾隆朝荒政体系的缺陷和地方性实践的困境。具体而言：其一，救荒责任与奖惩制度不匹配导致州县官员救灾的积极性不高。其二，救荒责任与政治考量的权衡影响灾情认定和救荒力度。其三，成灾标准与赈济措施的模糊化造成官民对于受灾程度的认知差异。 由此可知，即使是在荒政体系较为完备、运行较为顺畅的乾隆前期，在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受制于州县官个人素质、救灾机制、州县自身救灾资源和能力等因素，灾民的日常处境亦可能相当悲惨，他们主要凭借顺从、忍耐、机智、勇敢等长久形成的品格挣扎自救，以图生存。在政府救灾占主导作用的乾隆朝，这体现出荒政体系的脆弱性和在地方实践的困境。 （摘编自《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盛世中的灾荒书写——以乾隆二十至二十一年江苏省如皋县饥疫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编） （作者：白丽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