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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前不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的新作《鼏（mì）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引起不少关注和讨论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不但主张夏代是信史，而且坚信考古学完全能够从古代遗存中鉴别出夏文化。 关键词：禹征三苗;文明;考古学;龙山文化;剑桥中国古代史 作者简介：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前不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的新作《鼏（mì）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引起不少关注和讨论，也让中华文明起源以及中国上古史重建等话题进入了公众视野。笔者对孙庆伟的访谈，就是从长期被视为“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代开始的。 宫梓铭：您是如何理解“夏代信史”这一概念的？ 孙庆伟：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是信史，本无疑义。上世纪20年代，极少数极端疑古派学者开始质疑夏代的真实性，尽管应者寥寥，但怀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本书副标题就是要旗帜鲜明地表达作者的主张。夏代的信史地位不是不能质疑，但怀疑要有理有据，需要“拿证据来”。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从学理上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是后人伪造的。 北大前辈、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早已说过，“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邹先生不但主张夏代是信史，而且坚信考古学完全能够从古代遗存中鉴别出夏文化。 只有在坚持夏代是信史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讨论如何辨析夏文化的问题。本书基本沿用了徐旭生、邹衡先生的研究方法，简单来讲，就是通过大范围的文化比较的方法来“挤出”夏文化，特别是结合夏代的具体史实，尽可能地给出夏文化的上限和下限。 宫梓铭：具体而言，您如何确定夏文化的上限与下限呢？ 孙庆伟：对于夏文化的上、下限问题，以往学者多在文化面貌的变迁上下功夫，比如试图通过对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分期的不断细化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因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和王朝更迭是两个概念，并不永远同步，所以我主张应该寻找那些对王朝更迭敏感，且能被观察到的考古学遗存作为判断夏文化上、下限的依据。 对于夏文化的上限，本书主要是依据“禹征三苗”“禹锡玄圭”等重大历史事件在考古学上的反映来确定的。简言之，“禹征三苗”在考古学上的表现就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渐，特别是对江汉平原地区石家河文化的替代，这一变化正好发生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而“禹锡玄圭”则是指夏王朝核心礼器玄圭，也就是考古学上所习称的牙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开始自中原向四裔广布。换言之，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及其礼仪符号（玄圭）开始取得了统治性地位，我们认为这种迹象的历史动因就是夏王朝的建立，由此可将夏文化的上限确定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 有关夏文化的下限，也就是考古学上惯称的夏商分界，是一个极其纷争的学术问题。夏王朝的开始，我们可以通过与“禹征三苗”“禹锡玄圭”等历史事件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加以论述，而夏商分界，则缺乏类似的证据。我在书中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一是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大区域的文化变迁，二是这一时期郑洛地区城市建设的异动现象。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内容，才得出夏商分界应该在二里头文化四期之末的结论。 宫梓铭：有人说，西方汉学对中国史的叙述几乎是没有夏代的，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中吉德炜将商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哈佛中国史》则干脆从秦汉开始叙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孙庆伟：西方学者对夏代信史地位的怀疑，原因是多方面的。欧美考古学者主张考古学的精髓在于超越文献资料，从物质遗存中提炼社会文化信息，总体上比较偏向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偏于史学的旨趣明显不同。世界范围内看，文献史学发达地区，容易产生文化历史考古学，而文献贫乏地区，则容易催生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的人类学倾向就愈加明显。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传统文献不以为然。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两位主编鲁惟一和夏含夷，他们在该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有同等的价值”，认为“考古学家决不应该将文献材料弃之不用”。他们虽然对史料也有所怀疑，但是“不能够完全接受这种一概疑古的态度”，因为“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这是很公允的看法。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西方汉学家，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一些文献史家，对陶器本位的中国考古学文化进行过深入系统的研究，所以很难真正在考古学层面上对夏文化具“了解之同情”。 宫梓铭：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了。 孙庆伟：是的。探索夏文化，“方法”如果不是比“发现”更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学术界之所以对夏文化没有形成共识，甚至有学者否定夏代的存在，根本原因就在于研究方法出现了偏差。 所以，在《鼏宅禹迹》里，我先是梳理了与夏代有关的文献材料，藉此了解夏王朝的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相关事件的动因。我相信，只有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关考古材料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够“透物见人”。我深知此种方法容易遭人诟病，会被视为考古学为文献史学“证经补史”的具体例证。但学术研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前贤说，“文无定法，文成法定”，夏文化的确认总是需要研究者不断去探索创新的。 宫梓铭：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上古的传说中，发现一些“信史”的线索？ 孙庆伟：应该说是可以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禹征三苗”，按我的理解，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短暂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历时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战争，它背后的史实其实是黄河流域以尧、舜、禹为代表的夷夏联盟与长江流域苗蛮集团的持续冲突。 “禹征三苗”是中国上古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众所周知，中国早期文明的典型特征是“满天星斗”，天下万邦。考古发现表明，纷繁多元的早期文明体主要集中分布在三条“文明带”——长城沿线文明带、黄河文明带和长江文明带。有迹象表明，中国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路径大体就是三个文明带的互相“碾压”——长城文明带的持续南下导致华夏文明的中心由晋南的临汾盆地南移至豫西的洛阳盆地，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夷夏联盟则彻底征服了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因此，“禹征三苗”不仅整合了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塑造出“中国”的基本轮廓，更在实际上奠定了此后数千年间以长城为界的“华夏边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