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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意志的政治传统 邦国制的形成与德意志的政治传统密切相关。自中世纪早期起，德意志的政治传统就与英国和法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法兰克王国时期，东、西部地区的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西部地区无论是采邑制还是庄园制发展得都比较充分，东部地区是查理大帝后征服的地区，日耳曼人的社会组织结构保留得比较完好，特别是在萨克森地区，东部地区的氏族贵族家族也因此保留下来，甚至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的一些大贵族家族都可以溯源到法兰克时期的氏族家族。查理大帝之后，法兰克诸王之间因争夺王室领地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与此同时，诺曼人、阿拉伯人以及马扎尔人先后多次入侵，致使曾经分分合合的法兰克王国在9世纪中叶再次一分为三：王国东部的日耳曼尼亚(Germania)、王国西部法兰西亚(Francia)以及两地中间地区的洛林(Lothringen)。(26)这个时期的划分并没有固定的界线，大致是以斯梅尔德河、索恩河、默兹河以及罗讷河四条河流为界，地区的归属更多的是取决于所在地区居民的选择，正如庞茨所说，更多的是取决于生活在这个地区上的人们与王权的关系是否密切，取决于他们忠诚于谁。(27) 王国解体之后的法兰克东部地区有五大世族公爵领地，世族大贵族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同一历史时期马扎尔人对东部法兰克地区的入侵没有像在西法兰克地区那样导致各封建领地更加封闭，而是五大公国为了共同抵御外来入侵而联合起来，于911年选举出了新国王。19世纪中叶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威廉·封·吉泽布莱希特称选举国王标志着“一个新的、德意志王国的开始”(28)；兰克的亲传弟子乔治·维茨称被选中的国王是“完全意义的德意志国王，他统治着一个真正的德意志王国”(29)。在10世纪以后的文献中，“德意志”这个词汇逐渐取代了“东法兰克王国”，德国历史学家把这一历史事件看作德意志王国的诞生。(30) 中世纪的德意志王国是由萨克森公国、阿雷曼公国、巴伐利亚公国、弗兰克公国以及在10世纪20年代以后重又回归的洛林公国为主构成的一个联合体，五大公国享有同等的政治地位，这种政体形式决定了德意志历史进程的特点。奥托时代，为了平衡各公国的政治力量，奥托一世国王委任其他4大公爵担任王室宫廷中的4个最高职位：司库大臣(  )、膳务大臣( )、掌酒大臣(Mundschenk)和御马监(Marschall)。(31)弗莱堡大学的特伦巴赫教授在阐述东法兰克王国演变为德意志王国时强调，在新建立的德意志王国中虽然确立了国王的权威，但是有势力的世族贵族家族担任了王室宫廷中的要职，他们在决定王国事务方面举足轻重。公爵虽然是国王的重臣，但其领地依然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被选举出来的国王与公爵之间没有如同法兰西王国那样的人身依附的采邑关系，他们之间的臣属关系缺少法律的依据。(32)拉贝也认为，在德意志依附国王的原始的采邑关系从一开始就比较松弛，日耳曼人的政治传统以及贵族的原始权力大多都保留下来，没有与采邑权融合在一起。(33)因此，外来入侵威胁消除后，独立的公爵并不服从国王，反而屡屡发生公爵反叛国王、对抗王权的事件，甚至联合起来推举反对派国王与之抗衡。为了牵制大贵族的政治力量，登上王位的奥托一世承袭了查理大帝推行的宗教政策，给予大主教和公爵相同的司法审判权、征收关税权、开办集市权和铸币权，即“奥托特恩权”(Ottonianum)。(34)不仅如此，奥托一世还力图在罗马教会中实施“奥托特恩权”，甚至染指教皇的选举。(35)奥托用特恩权培植了教会的政治势力，德意志的国王也因此戴上了皇帝的皇冠，继法兰克之后欧洲再次出现了一个帝国，直至20世纪初。奥托一世之后，德意志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建立起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争斗的关系，德意志的国王需要罗马教皇在罗马为其举行加冕礼；教皇则离不开德意志国王的军事保护，并且在其有力的支持下进行教会改革。教会改革膨胀了教皇的权力欲，罗马教会与德意志皇权围绕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最终因争夺对主教的授职权导致矛盾激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教皇甚至通过宗教权处以德意志国王绝罚。政教之争促成了德意志大贵族与罗马教皇的结盟，迫使国王不得不周旋于德意志教俗贵族与罗马教会之间，一再地对教俗贵族妥协和让步，国王的权威也因此一再被削弱，教俗贵族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利，其自治和独立性日益增强。自12世纪以后，各方政治势力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推举国王，致使多次出现了两王并立，甚至三王共存的无政府的政治局面，就连非德意志籍的贵族也觊觎德意志的王位。可以说，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德意志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存在着多头政治的现象，而且始终难以克服。在13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长达近三十年的“大空位时期”(Interregnum(36))，这是德意志邦国制确立的一个重要时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