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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簡《唐虞之道》簡27-28有如下一句話： 《虞志》曰：大明不出，萬物皆A。聖者不在上，天下必壞。 其中A 的釋讀存在爭議，A原作：  郭店楚簡原整理者徑將其隸定為“訇”，並未對該字的構形及意義作出任何的解釋。學者對整理者的隸定多持懷疑態度，白于藍先生將A分析為“勹（伏）”、“言”兩個部件，認為“言”表音，將其釋為“揞”，訓為“藏、匿”。李零先生認為從言與從音同，疑讀為“暗”。廖明春先生認為A從宀從言，亦將其讀為“暗”。周鳳五先生認為A從“言”聲，讀為“隱”。黃錫全先生將A釋為“訡”，讀為“陰”[1]。以上幾種說法，都是將A分析為形聲結構，并將其中的“言”當作聲符。在解釋A何以從“勹”的問題上，亦即“勹”作為形符參與構形的解釋上，諸家都沒有較令人信服的意見，唯獨白于藍先生認為“勹”以“伏”義參與構形，與他的結論尚可聯繫。但是，先秦文獻中很少見“揞”的這種用法。 或基于此，學者或認為A從言從勹，并將“勹”作為聲符，讀為“伏”，此說系出張富海先生，單育辰先生從之[2]。單先生評論張說，認為該說“于字形既合，于文意猶恰”[3]。客觀來講，讀A為“伏”，在句義上確實很精當。不過，從言從勹聲之字在以往的古文字材料及後世字書、文獻中似不見，或者其造字本義對應文獻中哪個詞，這一點是需要進一步解釋的。 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廖名春先生後來的說法，廖先生後來在一篇名為《郭店簡“訇”、上博簡“  ”字新釋》的文章中，對該字進行了不同於以往的分析[4]，他聯繫到上博簡《孔子詩論》簡27的字形（如下，用B表示）和未發表的清華簡中的一個字形：  《孔子詩論》該字所在文句“B有情，而無望，吾善之”，由于有今本《詩經》文句的對照，比較明確是，B表示的是“洵”這個詞。學者前此多已指出B從勻聲，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廖名春先生根據尚未發表的清華簡中與傳世文獻“五行相克”中的“克”對應作“  ”這一材料出發，將“B有情”的B解釋為“克制”。并在此基礎上，又將B與A聯繫，認為A是B的省體，A也當解釋為“克制、壓制”。按，今本《詩經·宛丘》“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洵”依《毛傳》訓為“信”，文從字順，基本上各家沒有疑問。廖說除了在詞義的理解上稍有商榷之外，字形上也有一些疑問。在此之前，李學勤先生早就指出B還見于西周時期的“詢簋”、“師詢簋”，該字在兩器中分別作“ ”、“ ”[5]，除了李先生所說的兩器之外，B還見于《集成》03746號的“ ”字。B的字形在金文中，都明確從“旬”之初文“勹”，到楚簡中改作“勻”聲（與《說文》“訇”字籀文同），到《說文》篆文中又省變成“勹”形。廖先生反而根據《說文》“訇”的篆文寫法，直接將“訇”與A認同，恰恰搞錯了《說文》“訇”的演變順序。而A明確從“勹”形，這是將A與B直接認同的障礙。 總之，A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從字形本身來看，我們完全可以拋開上面提到的B，亦即“詢”字字形的影響。我們認為A字可能與下面金文中字（下文統一用C表示）有關：  《集成》03737 C字用為器主之名，該器時代為西周中期。C從言從夗，劉釗先生曾系統的論述了金文中的一些從“夗”之字[6]，讀者可以參考，與C所從無異。網友“紫竹道人”引網友“海天遊蹤”的意見指出C與下列之字有關，可能是其省體：  《銘圖續》0466 該字位於器物自銘的位置，網友“紫竹道人”根據前人對金文中“芻”的考釋意見，釋該字為“謅”，在銘文中用為“盨”[7]，此說顯然是可信的。不過，“芻”為表意字，字形表示以“夗”割草，“夗”作為一種工具，可以刨土，可以割草[8]，跟不同的偏旁結合，會形成不同的表意字。因此，C是否是上揭“謅”字形省掉原不可缺少的構形部件“艸”的簡省之體，是有很大疑問的，我們認為將C看作從言從夗之字，是較為妥當的處理。
D字見史墻盤（《集成》10175），所在文例為（寬式釋文）“D圉武王，遹征四方，達殷之命……”。“D圉”是形容周武王驍勇善戰、圖謀武功之詞。學者一般根據裘錫圭先生的意見，將D的右邊隸定為“丮+口”，認為是“訊”的初文，并將D讀為“訊”[9]。“訊”是否有與“強、圉”類似的意思，需要進一步解釋，後來沈培先生在上博簡中找到“訊強”一詞，明確了“訊”確實有這類的意思，來支持裘說[10]。但是，“訊”字的釋讀不能很好的解釋它與一般的“訊”字形的差別。其實，李零先生已經指出D從夗，他說： 我們懷疑，其右半上部與金文“  ”字所從相同，從索與從系同，此字實相當于它簋的“ ”字，即“綩”字的古體，這裡疑讀為“果毅”之“果”。《左傳》宣公二年引君子說，謂“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力”，“果”有決斷之義。[11] 其說可信。D字除了如李先生所說與E有一定關係外，也不排除其中的“索”亦兼表音的作用的可能[12]。F（  鼎《集成》02815），學者一般將其分析為從言從丮，多括讀為“訊”，實則無據，其右部偏旁人的手部呈交叉狀，與“丮”有一定區別，多友鼎（《集成》02835）中表示“玁狁”之“狁”字作“ ”形，從[丮+女]從允聲，該字應該是表示“執訊”之“訊”的形聲字，有學者指出“丮”、“允”雙聲符[13]，似乎求之過深。準此，即使F右邊確定是“丮”，也與“訊”尚隔一間。比照D字，F應該也是從夗得聲的一個字。F從言從夗，與C應該是同一個字，這樣反過來可以證明C確實是從言夗聲之字。 我們之所以將C與A聯繫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從夗得聲之字中，能找到一個很合適的詞講通《唐虞之道》“大明不出，萬物皆A”這句話。我們認為A若可分析為從夗得聲的話，最直接的讀法就是將之讀為某些文獻中的“怨”或者“蘊”，訓為“伏藏”。 《韓非子·外儲說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于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妻者。”《孟子·梁惠王》：“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楚辭·九嘆·愍命》：“叢林之下無怨士，江河之畔無隱夫。”古代學者多將其中的“怨”解釋為“怨恨”，實不可從，章太炎先生《膏蘭室札記》九五“怨女”條，已經指出《韓非子》、《孟子》中的“怨”當讀為“蘊”，訓為“蘊積”[14]。“蘊藏”義與“蘊積”相因，這裡較貼切的訓釋應該是“蘊藏”，《新序·雜事》：“后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幽”即“深藏”義，可參。《楚辭》中文句“怨”與“隱”對文同義，更可證“怨”也應訓為“藏”。既然文獻中存在“怨”字表示“藏”義的例子，我們也就沒有必要一定要將“怨”讀為“蘊”，他們應該表示的是同一個詞，該詞在甲骨文中用從林從勹之字表示，詳後文。 “大明不出，萬物皆A”，將A讀為“怨”或者“蘊”，訓為“藏”，與前面提到的讀為“伏”的意見類似。接下來，我們分析A的形體從C演變過來的可能性，亦即A分析為從言從夗聲的可能性。 李家浩先生撰有《甲骨文北方神名“勹”與戰國文字從“勹”之字-談古文字“勹”有讀如“宛”的音》一文，李先生在該文中認為“勹”有“宛”一類的讀音[15]，如果李說成立的話，我們完全可以認為A中的“勹”讀“宛”一類的音。不過，我們更加傾向于A中的“勹”是由C中的“夗”演變而來這一看法。正如李先生在文中舉的幾個戰國文字中從“勹”形之字，前此學者多指出是由“夗”形演變而來是同樣的情況。古文字中，“倒止”形的“夊”，常常與“勹”形互作，如“邍”字作“  ”，又作“ ”、“ ”形[16]，與C所從的“夗”形，演變為A所從的“勹”形可相參。包山楚簡151號的“ ”字，不少研究者認為其所從的“ ”應該分析為從“田”從“ ”聲，“”即“宛”字所從聲符“夗”的變體[17]，在古文字中“”類形體與“勹”又經常互作，這是大家所熟悉的。其他相關的例子我們就不多舉了，總之，C中的“夗”演變為A中的“勹”，是完全有其可能性的。 西周晚期的禹鼎（《集成》2833）記載了周王朝與鄂侯之間的一次戰爭。其中一段銘文曰（除了需要討論之處，其他釋文一般用寬式）： 王乃命西六師、殷八師，曰：“翦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肆師彌  ， 匡，弗克伐鄂。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廝御二百，徒千…… 其中“肆師彌  ，匡”這一句的斷讀和理解存在分歧。這裡的“師”即前文提到的“西六師”與“殷八師”。“彌”字諸家似無異詞，應訓為“長久、持續”。 字，黃天樹先生將其釋為“罙”，正確可從，“師彌罙”，是說西六師、殷八師深入敵人的腹地[18]。“匡”，一般都理解為“恐懼”，我們認為這種理解沒有更多的證據支撐，而且從用字上也無法體現出這個詞的意義。學者更指出，由於“確實恐懼”，所以後面的結果是“弗克伐鄂”[19]。我們認為前後并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弗克伐鄂”只是一個總的事實結局而已，與軍隊是否“恐懼”似乎沒有直接的聯繫。我們認為“匡”也是敘述一個戰爭事實而已，并不是描述心裡狀態的。 我們從“ ”的用字出發，提出一個意見。我們知道文獻中“旬”及以其初文得聲之字多有“周匝”之意，該字從“合”，這裡應該也有一定的表意功能。如果非要在以“旬”的初文為聲符之字中找到一個合適的詞的話，我們認為“軍”是比較理想的一個考慮。所以，“匡”，我們認為可能應該讀為“軍匡”，“匡”似乎當理解為一個地名，但是也肯定不是李先登先生所說的位於今天的河南扶溝縣的“匡”[20]。“軍”在文獻中有“包圍”、“攻殺”、“駐扎”一類的意義，這些詞義放在禹鼎銘文中都能講通文意。不過，從後面又派遣禹來看，這段銘文似乎是說深入鄂侯腹地的軍隊，不敢貿然前行，等待後面的援軍跟進，從而“軍匡”，沒能完成最終的“伐鄂”的任務，所里，這裡的“軍”似乎當理解為“駐扎”一類的意義。“軍”訓為“駐扎”，後面可加直接加地名作賓語，如《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 西周早期的司鼎（《集成》2659）銘文曰“王初□，暈于成周……”，有學者指出這裡的“暈”當讀為“軍”，訓為“駐扎”[21]，由於沒有整篇銘文的背景、內容的限制，這個釋讀是否正確，有待進一步的論定，這裡就不準備討論闡發了。 討論了禹鼎銘中“ ”的用法，我們接下來看甲骨文中一個字在卜辭中的用法。該字一般作從林（或“艸”）從勹（下文統一用“G”表示）：  《合集》20624  《合集》8640 《合集》33201 早前，學者把G跟“  ”混為一談。後來，吳振武師認為G下部所從為“伏”的初文，亦即《說文》之“勹”，并將G釋為“苞”，意思為樹木叢生，得到學者的普遍接受，才將其與“”明確區分出來[22]。單純從字形上來說，吳師之說非常有見地，我們也非常同意吳師對字形的分析。但是，這只是一個很有理據的解釋或者說推論，并不能從辭例上完全證明G一定用為“苞”或與“苞”同音的詞。根據早期文字一字表多詞的現象普遍存在來看，也不排除G可能用為別的詞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將G釋為“苞”，還不能算圓滿的解決了相關的疑問。所以，王子楊先生先前在一篇會議論文集中根據吳師之說，將該字在卜辭中解釋為“伏擊”之“伏”，并認為這個字有可能就是為“潛伏”之“伏”造的[23]，在我們看來也是有一定缺陷的，也就是說，G在甲骨文中的用法在我们看来有另外的可能性。不過，後來王子楊先生否定了他自己之前的結論，重新改寫了這篇文章，否定了“伏”字說，以“鬱”字立論[24]，這是我們所同意的。 其實，G字還見于金文中，并有相關的辭例限制。霸伯尚盂（《銘圖》6229）于2010年在山西翼城縣出土，G所在的文例為: 隹（唯）三月，王史（使）白（伯）考蔑尚厤（历），归（馈）柔G、旁（芳）鬯、臧（浆），尚拜稽首。 G作“  ”形，“柔G”，黃錦前、張新俊兩位先生將其讀為“茅苞”[25]，看似很通順合理，其實是有很大問題的，章水根師兄就指出文獻中的“苞茅”即裹束好的“茅草”，“苞”是用來說明“茅”之狀態的，不能顛倒過來稱為“茅苞”，這是很合理的反駁。章師兄信從李學勤先生將“柔G”斷讀為“茅鬱”的意見，認為應當讀為“柔鬱”，即“柔嫩的鬱草”[26]，其說顯然也有理據。也有學者將G與後面的“芳鬯”連讀，也有一定可能性，畢竟“鬱鬯”連讀在金文中很常見，中間多加一個修飾語，也是很好理解的。總之，G讀為“鬱”，基本上比較顯豁了。
章水根師兄在前引文中，將上圖中亢鼎之字（下文用“H1”表示），分析為上從“髦”，下從“勹”。該字與其后的“  ”字組成一個詞語，在銘文中作為賞賜品出現。章水根師兄將所在文例讀為“茅貫”。章師兄之說仍然是以“勹”為聲符及前舉吳師之說立論，有其理據。但是，章師兄卻忽略了任鼎的文例，即上圖中之字（下文用“H2”表示）所在的文例。“H2 ”在任鼎中表示一個交換物品，後面一字顯然與H1後面的“”所從相同，也就是說兩字讀音相同。所以，“H1 ”基本上可以認為等同於“H2 ”。這樣一來，對H2的字形分析就顯得尤為重要了。該字從林從勹，下部并從兩點，學者一般將其釋為“鬱”，这应该是对的。學者或認為兩點為“飾筆”，但是，“ ”（《集成》06001）、“ ”（《集成》09571）等“鬱”字下部也是有兩點的，如果將其單純解釋為“飾筆”的話，似乎又無法解釋這種飾筆的普遍性。所以，謝明文先生就認為“在‘鬱’字下部添加兩小筆很可能是借用其中的‘勹’為‘勻（鈞）’字所從之‘勹’”[27]，其說可從。總之，H2似只能讀為“鬱”，這就限定了H1同樣讀為“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客觀來講，H1讀為“茅”的可能性，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因為“H1”和“H2”與同一個字組成不同的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另外，“H1”是一個單純的從“髦”從“勹”而讀為“苞”的另一個字的可能性也是有的。總之，“H1”不能完全論定分析為從“勹”聲，也不能完全論定為與從林從勹之字有關。 以上，我們說明了從林從勹之字或與之相關之字在金文中不能確定讀“勹”音的情況。那麼，在甲骨文中更不能確定其應該讀為“勹”的音。從林從勹之字在上揭金文中，有用為“鬱”的情況存在，這就提示我們在甲骨文中它亦有可能讀為“鬱”或與之相近的讀音。 吳振武師說“G”表示“樹林叢生”，“苞”在文獻中也有此義。這當然可以看作“G”字形所表之意。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了“G”與金文中“鬱”的字形和表意方面的聯繫。從字形來看，“G”字表示人藏在茂盛的草中，換句話說，“G”既可以表示“草木茂盛”這個意義，也可以表示“人藏草中”這個意義，這兩個意義也是互為依託的。 所以，學者指出G既可以表示“苞”這個詞，也可以表示“怨（蘊）”（鬱）這個詞[28]，大概是對的，屬于文字學上常見的一字表多詞的現象。我們下面將G所在的甲骨文例辭例列于下： （1）□戌卜：   G[方]，有 《合集》11253 （2）乙丑，王：柞G方。 乙丑，王：蓐G方。 乙巳卜，王：方圍。 《合集》20624 （3）丁亥卜，□：  人□玨，平（伻）G召，㚔。在四月卜。 《合集》33201 上面列舉的幾條卜辭，都是G所在的較完整的卜辭，對其大概意思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1）中的 是方國名，與（2）辭中“方國名+G+方”文辭一律，可以看作同一內容的卜辭。從（2）王占卜敵方是否被“圍”，可以得知G應該與軍事活動有關。上引王子楊先生《甲骨文字“鬱”的用法》一文認為G當讀為“蔚”，讀者可以參看他的對各條卜辭的理解，我們認同他對相關卜辭的理解。不過，“蔚”的這種用例在古書中極少，其可靠性似乎值得商榷。我們來看（3）的辭例，需要說明的是其中的“平”即原來學者釋為“乎”的字，這個字釋“乎”可能是不對的，甲骨文中其實沒有“乎”字，但是，他仍然是“使令”一類的意思[29]。王子楊先生揭示出了下面一些卜辭，與（3）對照： 貞： 師般才（在）誖，平（伻）次才（在）之奠。 《合集》7361 □ □般才（在）誖，平（伻）次才（在）之奠。十三月。 《合補》1203 王先生認為“ 師般在誖”應該是後面呼令駐扎的前提，“”應該是表示軍事調遣、派駐一類意義的一個動詞，這些都是很有見解的看法，我們非常認同。（3）辭是使令在玨的人對“召”方的一次軍事行動，“㚔”在卜辭中表示“抓獲”一類的客觀結果，結合這兩方面來看，王子楊先生將其理解為“埋伏”、“伏擊”的一種戰術有其道理。但是，我們認為G仍然有其他的讀法，G可讀為“軍”，“鬱”在金文中有從“勻”聲的形體，上面也提到了一點，而“軍”以“旬”的初文“勹”為基本聲符，“鬱”讀為“軍”在讀音上不存在什麼問題。將G訓為“圍攻”，也能可以講通相關卜辭。史密簋（《新收》636）“……師俗率齊師、述（遂）人左，[]伐長必，史密右，率族人、釐（萊）伯、僰殿，周伐長必，獲百人……”，李學勤先生就指出“周伐”的意思是“圍攻”[30]。“周伐長必，獲百人”辭例可與（3）互參。 甲骨文中也還見其他地方講圍攻戰術，如學者討論到的下面的卜辭： 王族其敦夷方邑  ，右、左其叔。 叔，其  ，于之若。 右旅□  （失）眾。 《屯》2064 上揭卜辭中，“叔”的釋讀是謝明文先生的意見，他認為“叔”當讀為“周”，訓為“圍繞、包圍”，“ 叔，其 ，于之若”大概意思是卜問“王族攻打夷方時，左、右兩旅不要將夷方包圍，而採取‘’這種直接進搗的戰術配合王族，這樣在地的戰事是否會順利”[31]。金文中也存在一些“圍攻”戰的史料[32]，可以參看。 G讀“蔚”，還是“軍”，或者存在更好的讀法，一時可能無法給出肯定的答案。我們認為G讀為“軍”，僅供大家批評指正。 [1] 以上參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荊門市博物館：《楚地出土簡冊合集（一）》，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69頁。 [2] 單育辰：《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第39頁。 [3] 《楚地戰國簡帛與傳世文獻對讀之研究》，第39頁。 [4]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5-228頁，下引廖先生說皆出于此，不再出注。 [5] 李學勤：《<詩論>說<關雎>等七篇釋義》，《齊魯學刊》2002年第2期。 [6] 劉釗：《釋金文中從夗的幾個字》，載《古文字考釋叢稿》，嶽麓書社，2005年，第106-115頁。 [7] 武漢大學簡帛網論壇：“《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釋文校訂”主體帖下第8樓的回復，2017年2月13日，http://www.bsm.org.cn/bbs/read.php?tid=3407&fpage=6。 [8] 參上引劉釗先生《釋金文中從“夗”的幾個字》一文及周忠兵先生《釋華東甲骨中的“完”》一文（未刊稿，首發于“紀念于老120週年誕辰會議論文集”）。 [9]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載《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頁。 [10] 沈培：《上博簡<姑成家父>一個編聯組位置的調整》，《慶祝唐作藩教授八十華誕學術論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7年，第324頁。此由簡帛網編輯先生告知，沈培先生无私惠賜電子稿，一併致謝。 [11] 李零：《重讀史牆盤》,《吉金鑄國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47頁。此為周忠兵老師告知，謹致謝忱。 [12] 郭永秉、鄔可晶：《說“索”、“  ”》，《出土文獻》第3輯，中西書局，2012年，第99-118頁。 [13] 謝明文：《說“夙”以及相關之字》（未刊稿）。 [14] 章太炎：《膏蘭室讀書札記》，《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頁。 [15] 李家浩：《甲骨文北方神名“勹”與戰國文字從“勹”之字-談古文字“勹”有讀如“宛”的音》，《文史》2012年第3期。 [16] 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193頁。 [17] 陳劍：《“邍”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27輯，中華書局，2008年，第132頁。 [18] 黃天樹：《禹鼎銘文補釋》，載《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學苑出版社，2014年，第411-412頁。 [19] 《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第412頁。 [20] 李先登：《禹鼎集釋》，載《夏商周青銅文明探研》，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10頁。 [21] 蔡一峰：《讀金偶記（四則）》，“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青年論壇論文集，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6年，第51-53頁。 [22] 吳振武：《說“苞”、“鬱”》，《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23] 王子楊：《甲骨文“苞”的一種用法-論及殷代的伏擊戰術》，“出土文獻與學術新知”學術研討會暨出土文獻青年學者論壇論文集，長春，2015年9月，第19-29頁。 [24] 王子楊：《甲骨文“鬱”的用法》，《文史》2016年第3期。后引王子楊先生說法并參此文。 [25] 黃錦前、張新俊：《霸伯盂铭文考释》，武汉大学简帛网，2011年6月15日。 [26] 章水根：《亢鼎中的“鬱”》，《中國文字研究》第21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下引章說皆出于此文，不再出注。 [27] 謝明文：《金文叢考（一）》，《出土文獻》第5輯，中西書局，2014年，第48頁。 [28] 參前引李家浩先生《甲骨文北方神名“勹”與戰國文字從“勹”之字-談古文字“勹”有讀如“宛”的音》一文。 [29] 此由四川大學王森兄告知，參其未刊稿。筆者認為极其可信。 [30] 李學勤：《商代夷方的名號和地望》，《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4期。 [31] 謝明文：《釋甲骨文中的“叔”字》，《出土文獻研究》第12輯，中西書局，2013年。 [32] 參前引黃天樹先生《禹鼎銘文補釋》一文。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為2018年8月29日17：20。）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