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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观念的多元化与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是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书写的突出特点。民国时期编撰出版了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既缘于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及由此导致的通史认知的多样性，亦缘于通史书写体例的差异性。因历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中国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 一、历史观的多元化与通史认知的多样性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历史理论的灵魂，也是后世通史编撰的核心理念。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将历史作为一个发展过程看待并探寻其变化之理，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重发挥通史之资治功用，是中国传统通史著作编撰之突出特点。正因旨在资治，故其着力探究历代王朝兴衰故事，总结其兴亡得失，编撰内容集中于政治史领域。清季民初，随着西方进化论的引入，中国史家的历史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此带来了中国通史认知的变化，传统类型的通史编撰亦随之转向近代类型的通史书写。 历史观念的根本转变，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提供了新视角，激发中国史家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并以新的历史观念和新式体裁编撰中国通史。民国时期历史观的转变，首先体现为西方进化论的引入及进化史观的流行。进化史观是民国时期影响通史认知及其书写的主导性史观。民国时期历史观念的转变，不仅仅体现为进化史观的引入及流行，还表现为西方各种新历史观的相继引入，进而形成了历史观的多元化格局。继进化史观后流行并对通史书写产生深远影响者，当推唯物史观。此外尚有所谓民生史观、文化形态史观、民族文化史观等。这些历史观与中国传统史观存在着根本差异。用这些新历史观重新审视丰富的中国历史，必然会对其产生不同的认知。而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差异，决定了通史书写内容的差异，从而出现了多样化的通史书写方式。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民生史观及文化形态史观指导下的历史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重心的认知，也是有很大分歧的；其对复杂的中国通史的叙述、解释和书写，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史观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差异，必然带来差异性的通史书写方式，从而形成多样化的通史书写。多元史观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特征。 进化史观指导下中国通史认知及其书写，与中国传统通史编撰有着根本区别。面对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接受进化史观的新史家将为帝王治国为政提供经验教训的“资治通鉴”，发展为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国家富强的“国民通鉴”。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①章太炎拟撰《中国通史》强调“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②缪凤林强调“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王桐龄编撰通史旨在“以激发国民之爱国心，团结其合群力”，③故其通史编撰以探究民族、国家及社会进化大势为主。 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注重探求社会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着力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及其演进规律。受进化史观影响的新史家，无论是吕思勉、王桐龄，还是张荫麟、缪凤林等，均着力考察中国社会历史进化之公理。王桐龄明确表示以进化观点审视历史：“历史者，研究人类之进化，社会之发达，与凡百事物变迁代替之现象者也。”④故将通史书写集中于从历史发展中探寻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以政治、文化各方面变化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将从上古至清朝的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大时代，提出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总体看法并提炼出各阶段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其在进化史观指导下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 进化史观的通史书写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将通史书写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进程的诸多因素，如民族、地理、人口、社会等因素进行探寻。从社会史视角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是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的突出特征。王桐龄的《中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及《中国通史》等著作，均重视中国社会史内容的发掘。如王桐龄的《中国史》对社会史的阐述较为详细，注意考察各种风俗的源流、各个时期风俗的特点、演变及其影响。如在阐述从三代到秦汉时社会风俗时指出：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战国时秦国尚武敢战，秦统一后各地风俗逐渐混合，汉初游侠之风极盛，经文景两朝压制转为奢靡。⑤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对社会史的叙述同样侧重于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方面，如对各时代中央与地方官制、选举制度、兵制、刑法、赋税和民生、学校和宗教、门阀的变化作了详细阐述；其随后所著《中国通史》更以18个专题分别阐述婚姻、族制、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实业、货币、衣食、住行等，集中体现了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关注社会史的特色。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不仅与传统史家的通史编撰根本不同，而且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也有很大差异。尽管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均将中国历史视为有因果联系并呈现阶段性特点的发展过程，但唯物史观认定：中国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其发展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故强调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并划分历史发展阶段。以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进程，是唯物史观区别于进化史观的突出特点。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及《简明中国通史》，用社会形态理论具体阐述了中国历史进程，将殷商以前视为原始公社制社会，殷商时期为奴隶制社会，从西周开始进入封建制社会，战国时期则为封建领主制向封建专制主义过渡，秦统一后进入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鸦片战争后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同样依据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进程，均将其视为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强调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将中国历史视为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的过程，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认知及其书写的突出特征，也是有别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及其书写的根本所在。 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尚有两个明显区别：一是强调经济基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二是强调人民群众革命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范文澜认为，无论是殷商奴隶制的产生还是西周封建社会的出现，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夏禹以前是原始公社制社会，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公社制伴随着私有制产生而崩溃；商朝在生产工具、牧畜业、农业、手工业、商业等方面发展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西周初年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农奴而非奴隶，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小份地和小私有财产、自己的家庭，故此时中国进入封建社会。⑥因此，经济结构的改变必然引起社会制度的变革，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发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形态内部的变化，推动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范文澜还指出，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体现者农民阶级反对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均肯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对中国历史进程、发展规律性及发展动力的阐释，明显有别于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以这种历史认知书写的通史著作，自然不同于进化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