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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和方兴未艾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著作之外，民国时期还有以其他历史观指导编撰的中国通史著作，如钱穆以民族文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并据此编撰的《国史大纲》，雷海宗以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为指导编撰的《中国通史选读》等。这些通史著作因历史观的不同而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同样有很大分歧，其书写方式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钱穆既不完全赞同进化史观从民族、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等方面探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动力，更不赞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方面探究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动力，而是将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视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在他看来，文化是历史演进之根本，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是推进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也是中国民族复兴的生命力和源泉。他强调：“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⑦这种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是推动中国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变化、朝代的盛衰与政治的成败。正是以这种民族文化史观审视中国历史，钱穆编撰的《国史大纲》展现出与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通史书写不同的特点：以民族文化及民族精神为主线考察中国历史变迁，并从民族文化演变中寻找中国历史发展之生命力。正是从民族文化史观出发，他反对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解释，认为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阻碍了历史发展：“其他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⑧ 由此可见，不同的历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及其书写方式是不同的。多种历史观并存并指导通史认知及其书写，导致了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及通史书写的多样化。进化史观、唯物史观、民族文化史观、文化形态史观及民生史观指导下的通史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建立在历史认知差异性基础上的通史书写自然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史观的多元化而呈现出通史认知的多样性，因通史认知多样性而导致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是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 二、相同的历史观与不同的历史认知 不同的历史观固然带来多样化的通史认知及其书写方式，而通史书写的复杂性在于，即使是相同的历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认知，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和较严重的分歧。或因对所接受的历史观运用熟练程度不同，或因掌握的历史文献不同，或因治学路径及考史方法不同，或因对历史的关注重点不同，再加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必然会出现对相同的历史现象产生不同的认识，产生对中国历史叙述和理解上的分歧。中国历史认知的分歧进而导致中国通史书写方式的差异，必然带来多样化的中国通史书写。对相同的中国历史问题产生不同的认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其发展规律存在分歧性认识，不仅体现在坚持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如范文澜、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而且同样出现在以进化史观指导通史书写的新史家之间(如王桐龄、吕思勉、张荫麟、陈恭禄、缪凤林、邓之诚、周谷城等)。正因对相同的中国历史有不同的解释和认知，故通史编撰便会呈现不同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风格。在此不妨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下的通史书写为例略作阐述。 邓之诚编撰《中华二千年史》明显受到进化史观影响，但其治学注重史料，重视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官职变迁、学术文化及民众生计，故在编撰方式上大量采录史料并对其进行排比，带有传统史家编撰之遗风。缪凤林编撰《中国通史要略》着力综合叙述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礼乐风俗的变化，展示各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但仍以照录史料为主，理论阐述不够。张荫麟重视选择史实的标准、统贯史实的范畴及文字叙述的技巧，提出通史编撰史料的四项“笔削”标准，并以之衡量史料及史实，从而使其撰《中国史纲》以内容深刻、文笔流畅著称。吕思勉撰《白话本国史》注重以科学的眼光和方法重新审视和整理旧材料，揭示中国历史发展大势，探究社会整体演进历程并分析原因。他以社会变迁为依据，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最近世史和现代史六个时期加以阐述，并增加了社会组织、人民生活和思想文化等内容，以求展示中国社会整体演进之动态。故该著以鲜明的进化史观、严密的历史考证、丰富的史识和流畅的文字表述而独具特色。 周谷城不满意当时的通史书写方式，提出“历史完形论”作为编撰完整统一之中国通史著作的理论依据，旨在全面展示历史的有机组织及发展规律。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的活动，而人类过去的活动是完整统一的，故书写历史应该是统一整体的。研究者应从全局出发，通过分析人类活动的各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以获得对历史自身完整性的认识。既然历史自身具有完整性，那么中国通史编纂必须体现历史的完整性，而不能破坏历史自身之完整。正是以历史自身的整体性为衡量标准，他认为通史书写常用的分类叙述法、分朝叙述法及传统史学的资鉴说均非理想的通史书写方法。分类叙述方法只注意到文字的记录、个别的史料及典章制度并将这些分成世系、疆域、内政、外交、文治、实业、民生、学术、思想等子目，没有照顾到历史的自身的完整，历史书变成了资料书或历史辞典；分朝叙述方法按子目将朝代大事编排，但多采取将朝与朝之间的历史一分为二的做法：一半划入前朝之末，一半划入后朝之端，这种做法割裂了朝代之间完整的活动。⑨传统史学的“资鉴说”摘取个别先例以作今人训条，破坏了历史独立存在的完整性。故他抱定“叙述人类自身者为通史”理念，主张通史书写必须维护中国历史自身之完整，并据此编撰《中国通史》，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等环节贯彻着其对中国通史的新认知，以克服当时通史书写中普遍存在的“条列史实”之弊。 由此可见，相同的历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认知，同样会出现较大的分歧。而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分歧，必然反映到其通史书写方式上。历史认知的分歧必然带来中国通史书写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自然导致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 三、体裁的差异性与通史书写的多样化 中国传统通史编撰体例，以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为主，司马迁的《史记》为纪传体之典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编年体之代表，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为纪事本末体之标志。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的新式章节体，以其贯通性、结构灵活性和叙事完整性，成为民国时期流行的通史书写体裁。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王桐龄的《中国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著作均采取了新式章节体，并适当吸收传统编撰体裁而有所创新。通史体裁的变化及其创新，必然出现多样化的通史书写方式和独具特色的书写风格。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纲，便于呈现事件发生之原因、经过及结果，将其与新式章节体配合，则可弥补其时序性不够的缺陷。故民国时期通史书写体裁除了普遍采用章节体之外，还注意采用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甚至杂糅其他体裁以便呈现通史书写之丰富内容。如王桐龄的《中国史》在体裁上以章节体为主，兼采纪事本末体，注重发挥纪事本末体之长处，以统括的形式叙述各时代的盛衰兴亡；同时注意吸收传统史书“表”之体裁，所附世系表、职官表、疆域表、刑法表、兵制表、州郡表、田制表、姓氏表等，构成了其通史书写之特色。 吕思勉的通史书写虽然多采用新式章节体，但后来所著《中国通史》则在体裁上有所创新。该书以上下两册的形式将中国历史分成两大板块，上册以专题形式分述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和学术宗教等文化现象，下册则按时代略述政治大事。这种体裁吸收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体现了力求反映历史的通贯性和社会整体性的编纂思想，全面阐述了婚姻、族制、官制、兵制、学术等社会文化的内容，通过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因其通史书写的主旨在于反映历史演进大势和社会情状，故没有采取纪传的形式，而是发挥纪事本末体的优势，将关键人物的事迹融入中国历史大势中叙述，同时吸收了编年体的通贯优点，以克服纪事之间互不统属的弊端，再继承典志体的特点以叙述各种文化现象的变迁。兼采章节体、纪事本末体与编年体而形成的这种新综合体，有着极强的通贯性，和包容性，从而使其《中国通史》在体裁上特色明显。 周谷城力图编撰整体的中国历史，故在评判诸多通史体裁基础上作了大胆创新。他认为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常将一个完整事情分述于纪传之中，并将同时期之人分开叙述，破坏了历史自身之完整性，故不适合通史编撰。编年体按年月先后排比，将完整的事分散于不同的年代之下，同样破坏了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也不适宜通史编纂。对当时流行的章节体，因其破坏了历史之完整也加以反对。在他看来，章节体的特点，是事情纵剖，依门类而分，时间横断，依朝代而分，纵横交错。章节体通史每叙述一朝代创业的种种情形之后，不是接着叙述继起的朝代，使人明白其发展变化，而是将典章制度插入；叙述典章制度之后，不是接着叙述其继起的朝代，使人明白其演变的趋势，而是将经济民生等插入，从而导致纵剖出来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难以说明，各部门前后演变亦脉络不清。故章节体同样因破坏了历史自身的完整性而不适合通史编撰。⑩既然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均不适合通史书写，那么纪事本末体是否可以成为合适的通史编纂体裁？他分析说，纪事本末体以历史事情为叙述对象，较为接近人类过去活动之义，同时它因事命篇、自为起迄，能体现所述之事之完整，故这种体裁接近于维护历史自身之完整的要求，可以成为比较适合的通史书写体裁。但依据这种体裁编撰的通史著作既缺乏篇与篇之间的联系，又缺少对所叙事情的分析，难以反映历史的因果关系，故必须对其加以改造和变通。其变通之道，就是“决断去取一依历史事情自身之完整为标准”。(11)这样既注意到编章节之间的联系，也反映了社会整体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注意分析所叙之事自身的因果关系。因此，经过改造后的新纪事本末体，成为周谷城撰《中国通史》体裁上之特色。 通史书写体裁反映了通史书写者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及其撰述目的。通史编撰体裁的差异，既表明其对中国历史理解的差异，也体现了其编撰中国通史旨趣的不同。通史编撰体裁的变化自然引起通史书写方式的改变，导致通史书写方式的多样化。而通史编撰体例的多样性，实际上是通史书写方式多样性的体现，它同样会形成多样化的书写呈现方式。从传统编撰体裁转变为新式章节体，从新式章节体进而融合众多体裁而创设的新的综合体，是民国时期通史书写多样性的重要体现。 总之，民国时期通史书写的基本态势，是多元史观并行、历史认知分歧及体裁多样性导致的通史书写多样化。民国时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历史观，无论作为主导地位的进化史观，还是方兴未艾的唯物史观，或是有官方背景的民生史观，都同时并存于民国史学界并指导着通史认知及其书写方式。这些历史观同时并存，多向并进，互相竞争，相互激荡，形成了共存并进的多元化格局。多元历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认知，必然有较大差异和诸多分歧。中国历史认知是书写中国通史的基本前提，而历史认知的差异和分歧必然导致通史书写方式的差异，从而使中国通史书写呈现出多样化态势。通史编撰体裁的差异，既是历史认知差异的反映，更是编撰通史旨趣差异的体现，故通史编撰体裁的差异加剧了通史书写呈现方式的多样化。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书写方式的多样化，是史观多元化的表现。而多元史观及通史书写的多样性，折射出中国通史书写的多样化格局。多元史观并行与通史书写多样化格局，正是民国学术丰富多彩之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