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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写作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①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 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新型中国通史的开篇之作。他的进化论思想得益于他的朋友严复，至于著述体例、表达方式，很明显受到梁启超、章太炎二人的影响。 进入民国，用新方法、新思路写作中国通史蔚然成风，相当一部分大学者都有重写中国通史的冲动，即便以考史擅长、以断代擅胜的陈寅恪，对中国通史的编写也相当重视，对自夏曾佑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品，似乎都有涉猎，且有点评，②甚至有意动手写作一部中国通史。可惜由于各种原因，陈寅恪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过中国通史的某些断代外，并没有更详细的中国通史作品。 陈寅恪没有致力于中国通史写作，除了个人兴趣、时间、身体诸多原因，还有一个背景必须注意，即学风的转移。据钱穆回忆：“从前我中学毕业，回学校请教一位老师吕思勉先生，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法？他说：这极省力。他便帮我计算，一天读多少卷，几年一部二十四史读完了。我这是学我中学先生的方法。现在诸位不这样，诸位看不起通史，要讲专史。不但只研究一部专史，而且是在一部专史中挑选一个小题目，来写篇几十万字的论文，才能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这样便做不成学问。我们今天走的西汉人的路。诸位或说，我们今天是走的美国人的路，美国人的路其实便已走错了。”③假如我们注意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情形，但凡留学归来的，除胡适、张荫麟、蒋廷黻等极少数具有宽广视域愿意写作通史、通论，更多的学者无不像钱穆所讥讽的那样，选个小题目做个中等规模的论文。 其实从学术史角度说，钱穆的说法最具启发，中国历史学一贯重视贯通，由博而约。传统中国学者的正当学术路径是博览群书，打下一个广博的基础，然后再凭借个人兴致或述史，或考史。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需要阅读、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时简单得多。到了宋代，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从长编开始做起，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司马光的时代，造纸术、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使用，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史料越来越多，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无法着手，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即便传世史书，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20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分科研究，专精的小题目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整合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闳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千万字，一部专门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其实如果从学术史视域去观察，将来的学术史家一定会追问，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阅读，没有贯通理解，这些大型项目的主持者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在细节上突破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