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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禄(1900-1966)，曾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及南京大学任教，在中国近代史及近代史史料的研究领域成绩斐然，特别是其在民国时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颇受学界赞誉，直至今天仍被推崇。但他除了写有大量近代史的论著外，还曾写过《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并著有《中国史》第一、二册及《中国通史》①，在写法及史观上也极具特色，体现了陈氏通史思想的特点。本文即从他的中国通史著作出发，考察其通史理论内涵及其著作中的传统与西方史学的成分，关注其表达通史观念的方法。 关于陈恭禄写中国通史的缘由，他曾在《中国史》第一册自序中称是因在大学教授通史课程时，感到教科书弊病太多，且对于当时社会已有的通史也不满意，认为缺少适合师生使用的通史教科书，普通的课本在学术上没有创新，也不为学者重视，只是服务于读者。他强调中国历史教育失败，“学生对于我国历史上之大事及重要制度，常茫然不知；社会上所谓名流，亦多缺乏历史常识，而不能认识国中困难之症结。此为世界任何先进国所无，而为我国独有之现象。”②因此，他才写作中国通史，作为大学教科书使用。而陈氏写通史，也有在抗战中激发民族意识的目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编纂的中国通史可以提升国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当时的抗战救国与民族复兴贡献精神力量。 一、中西结合的史观 民国时期，西方各种学术思想陆续传入中国，但被中国学者借鉴时却弊病颇多。正如陈恭禄所言：“关于社会科学之理论，多应外国近世环境而生，或不切合于中国之社会，运用之时，尝或难于辨别轻重缓急，教育之价值与效力，为之减低。”③作为在教会大学金陵大学接受教育并曾任教的陈恭禄，在自己的通史著作时，也颇受到西方学者史学理论的影响，并且能在书中运用自如。 陈恭禄在所著通史中，特别强调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或多或少受到西方史学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他认为，地理为一国人民之天然环境，人类只能予以利用，如土壤气候，而不能减少其势力；所谓征服天然者，亦不过认识较深而利用之。而了解一国利用天然势力之程度，常能明了其文化发达与否。④他在《中国史》第一册的第一篇即名曰地理及其影响，其所叙述的内容，“首为地理之重要，研究古代地理之困难，及其解决之建议，然后叙述古代之疆域，领土扩展之经过，及近时我国之疆域。中言我国山川土壤气候动植物矿物等，其目的在说明其为我国民族活动之根据地，及历史之背景，而使读者明瞭其与人文之关系。末论地理影响，我国现时受其影响所造成之问题，及建设之途径等。”⑤他也利用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了阐释，将地形、山泽、土壤、海洋、气候、矿物及农产物等都涵盖到地理的范畴。如他认为：“我国疆域之开拓由北而南，其主要原因则长城以北之地苦寒，不宜于耕种，而为游牧民族所居，其人体壮多力，善于骑射，战斗力强于农业社会之人民，乃为中国之边患。南方土著民族较弱，占据之区域多宜于耕种，汉人之势力因得伸张于南方，逐渐开辟其地，而同化其人民。”⑥陈氏运用地理解释历史的此类解读，虽然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全貌，但在当时也可谓一种创新性阐释。 陈恭禄还借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多次强调人口增减对朝代的影响。如他在《中国史》第一册中指出历史上的大乱常为人口问题造成，并称：人口过剩，为我国现时最严重之问题，一切经济困难及一般人民生活情状之恶劣，莫不与之有关。人口增加至无可增加之时，则大规模之屠杀，常为解决之方法。⑦在第二册中，他仍然称：“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人口激增，过于耕地之开辟，其耕种技术又无重要之进步，则其主因，而时人迄未留心考察，或加以分析，而能认清事实，为长久治安策也。”⑧对于有论者质疑其人口论，他则回应称：“吾人研究历史或著书立说者，全为求得历史真理，其目的在求认识现象之所以造成，庶可知困难问题之症结，而能改善人民之生活，提高国家地位，故著者不惮烦劳，而一再论及人口。”⑨正如曾在金陵大学听过陈氏讲课的章开沅所述，“在我的印象里，与其说他是自由主义，不如说他是马尔萨斯主义。他对人口问题极为重视，不仅常以人口问题解析社会动乱之源，而且身体力行服膺节制生育。”⑩陈氏从“人口问题”来阐述中国历史发展，有别于其他传统史家通史著作的观点，在当时也不失为新意。特别是他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基础上，又结合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进行了重新阐述与解读。 陈恭禄写史综合中国传统史观与西方进化史观之长，以英雄人物及政治领袖为核心，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疆域、人口、经济、民族、思想、艺术等进行了全面梳理。他的写作既重史料，也重分析，反对以论带史与史料堆砌，而是客观公正的评述历史。他十分强调人事特别是政治领袖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却低估了人民的力量指出：“盖政治社会为多数人结合之团体，而改善其状况者，常赖极少数之优秀分子，或所谓治人者之阶级。其思想与活动影响于人民者，至深且巨。人民处于治于人者之地位，常有重大之义务，而少权利，惟知服从而已。此我国有史以来之现象。”(11)因此，他在编纂中侧重政治及政治人物，如《中国史》第二册各编以皇帝为名，下注年代，以其代表某一时期，各编内容，也是多侧重政治史。对于他的这种侧重，他曾解释称：“专制帝王视其统治境内之土地人民为其财产臣妾，有自由处置之大权。国君之贤否，登庸之士大夫，采取之政策，对外战争之胜负，常影响或决定一国民众遭遇之命运。自影响而论，史迹之重要，无过于此，其占重要之篇幅，乃事理之当然。”(12)但正是这种以政治史与政治领袖为重的写法，也遭到时人批评称：“其病在叙帝王家事所占篇幅太多，叙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所占篇幅太少，读之令人有读帝王家乘之感，未能去除传统史书之缺点。。”(13)特别是他重视英雄人物的史观，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到唯物史观派史家的强烈批评。虽然他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但是他却有极强的民生关怀，在著作中重视古代百姓的民生疾苦，对他们遭受的磨难深感同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