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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国史料学派的主张类似，陈恭禄特别强调用科学方法进行鉴别史料，对史料真伪进行考证，对于原始资料与二手资料都需谨慎运用。对于原始资料，他在《中国史》第一册的自序中认为除了谕旨、奏议、外交文件等官方资料外，还有名人全集、书信奏疏等私人资料值得利用。他还重视二手史料，认为其价值在研究可信之记录，分析所得之史实，然后融会贯通来叙述历史经过及各方面实况。特别是他强调对于上古记述资料需要考证，曾在《中国史》第一册第二编专门评述上古资料，指出上古资料缺乏真实性，部分为传说或后人所伪造，必须认真鉴别，指出：“故吾人视古籍为史料，必须知其成立之年代，作于何人，其人是否史官，抑有经验之观察家，记录是否忠实，其与政治之关系若何？并且需结合时人的评论，考察其史料真伪。”(27)他还指出必须慎重使用史料，认为自汉以后史料之量数增加，“若欲著成有价值之历史，则所有记录、诏旨、奏疏、诗文，皆当用为史料，绝非一人经历之所能为。著者著书非专为教本，而欲其为比较有价值之著作，不能率而为之。”(28)鉴别史料之真伪与注重史料是其一贯的风格，如他在《中国史》第一、第二册，在叙述远古、商周、战国及秦汉历史之前，多有专门一节说明评论相关的史料之性质与价值，叙述史迹所据的史料，也大都注明。 民国时期，通史写作蔚蓝成风，诸如吕思勉、周谷城、钱穆、邓之诚、张荫麟等史学大家都有通史著作问世。但通史写作因时间跨度、史料等问题，写作起来并不容易，难求理想与完美，能取得学界公认则更难。顾颉刚在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中也提及了个人写作通史的困难，并指出当时通史多陈列史实，缺乏见解，且多属于千篇一律。但陈恭禄的《中国史》却被在学术上颇为挑剔的顾氏在此书中，推为较近理想的七本通史之一，与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并列，(29)可见顾氏对其书之肯定。 但他的通史著作出版后，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如傅斯年在1939年为商务印书馆评审陈恭禄的《中国史》第一册时说：“陈著大略一看，觉其人甚勤，而无史才。此虽通史，惟本册既以先秦为限，兹就以先秦史所宜注重之点论之。治此一段史，必于经学、甲骨学、金文之学、考古学稍具根抵，然后方可有当也。陈君于此等学问，似不知读书，疏浅之甚，并未深入，且时有妄言、武断。”(30)傅斯年评价实际也指出了通史写作的难度，但商务印书馆并未因其评价而改变次年初正式出版此书的计划。当时还有学者徐宗元批评《中国史》第一册称其史料及史实上缺少创新，错误甚多，“此书观之，陈君不通古代文字，不明史料内容，于近人对于古史研究之成绩，又茫无所知……按古史史料较少，搜讨较易，而陈氏之书已挂漏错误如是，至于秦汉以后史料益多，研治更难，陈氏如未着手，似以不作为宜。”(31)徐氏的点评虽然指正了其书的部分细节错误，但总体评价却有以偏概全之嫌，且陈氏的第二册仍然继续出版。正是因中国通史篇幅巨大，细节史实错误在所难免，陈氏在刊文回应教育部聘请专家对其第一册的评审意见时，提出了对于书评写作的建议称：“人孰无疏忽之处，其偶尔错误，亦不致影响全书之价值。……盖评论史书，须就其所用之史料，著者之立场，及叙述之事实论其价值。若指正错处，即为书评，则书评实无学术上之价值，不意十年前余所为之事，而所谓学术专家今犹为之。”(32)当然陈氏的研究重点实际是中国近代史，他试图写就中国通史的努力值得赞赏，但因学识精力及通史篇幅限制，其通史著作出现瑕疵也可以理解。 纵观陈恭禄的中国通史编纂思想，可以说是中西史学风格的融合。他既吸取了传统中国史学的优点，又借鉴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注重历史资料搜集与历史写作的优美，强调客观公正的叙述历史，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从而使其的著作在繁杂的民国各类通史作品中，仍有其独特的地位。尽管陈恭禄在书中提及的人口论、地理环境决定论、英雄史观等所谓的资产阶级学术史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遭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正是他这种一切从史实出发，采取中西结合史观的态度，更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对追求真实历史的坚持，也从他的通史著作中看出其对国家与民族深深的关怀。 注释： ①陈恭禄的《中国史》第一、二册，从上古写到秦汉，分别于1940年、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通史》第一册则于1944年出版，从远古写到两汉，之后陈氏又陆续写作，从远古到清代共完成通史60篇，但一直未再出版，直到2014年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根据其子提供的手稿，将60篇的《中国通史》全稿正式出版。 ②陈恭禄：《中国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自序。 ③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自序 ④陈恭禄：《中国史》第1册，自序。 ⑤陈恭禄：《为中国史第一册答辨》，《斯文》1942年第2卷第21期。 ⑥陈恭禄：《中国通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⑦陈恭禄：《为中国史第一册答辨》，《斯文》1942年第二卷第2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