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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通史的认识 对于中国通史的理解，陈恭禄指出既有司马迁在《史记》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纲纪天人称为通史；又有说法称，叙述古今之史迹前后相续而为通史。而他所处时代所谓的通史，则是为叙述数千年来中国民族活动之史书，为成年人读中国史入门之一教本而已。(14)对于通史的内容，他认为历史为研究人类已往经验之学问，其包涵者至为广大，民族之分合，政治制度之改革，社会经济情状之嬗变，宗教之演变，学说思想之进步，文艺之发达等，莫不属之。(15)陈恭禄在通史写法上，也不认同于古代史家所著的正史、通鉴、通志的不辨真伪、因陈抄袭或流水账目式的记录，而且他认为各种纪志列传又太简略，读者不能明了整个社会之情状或其嬗变之陈迹。他还指出仅是抄录典章，史料类的通史，不足称道，理想中的通史乃是：“研究可信之史料，分析其内容，据其所得之史实并将其融会贯通，然后叙述其发生之背景、经过之始末及对于后世之影响，读之庶可明了各时代之情状也。”(16) 陈恭禄所著之通史注重综合叙述，以便读者可以掌握当时历史的各方面复杂情况。他曾在《中国通史》自序中对该书论述内容进行介绍称：注重政治制度之演变、领土之开拓、户口之消长、社会经济情状之嬗变、宗教思想之改进、学说文艺之发达等，并求其交相影响之势力，说明其与政治大事发生之关系。再如他在《中国史》第二册中曾称：“本书为综合叙述经过，评论其得失与影响，庶使读者认识各时代之现象。天时地理及人事臧否皆与之有关，或促成其改变。制度之嬗变，社会之改造，学艺之进步等，亦非一朝一夕所造成也。”(17)他在《中国通史》自序中还指出：“夫一国政策之决定或推行之制度多非偶尔之事，乃环境所造成，或长期演变之结果。而当事人不过审其利害得失作一适当之决定而已。此书系综合叙述，唯欲读者明了各时代之社会，及中国民族演进之过程也。”(18)他在通史中还特别注重学艺，每个朝代都有专门一章叙述，主要讲述儒学、佛教、道教、科学、文学、美术、戏曲、史学及著名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特别在写作风格上，陈恭禄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强调历史文笔与可读性，而不是枯燥的史料累积，“其视历史为文艺者，则以历史家须有伟大之想像力，富于同情之情绪，综合科学方法所得之事实，而以美丽之文字，忠实描写一时期之社会情状，及当事人之情感，而使读者感觉兴趣，同于文学。”(19)这一点在他的通史著作中有很好地体现。 陈恭禄还指出研究历史，当注重社会势力，主要涉及地理影响，外来势力，制度之嬗变，文化之演进及政治社会问题等。他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因，则从综合因素考虑称：“一国现状之造成，一由于地理之影响，一由于古代之遗传，一由于社会上之势力，一由于领袖之指导。四者之中，就人事而言，历史上之遗传，常占重要之地位，中国古代嬗变之史迹，颇足以资证明。”(20)同时，他还强调外来影响对朝代的重要，认为不同的朝代因其历史上之遗传，及人事之努力，演进成为独立之文化，及与他国接触，发生比较，遂有优劣异同之别。对于历史的整体认识，他则强调是综合天然环境，人事臧否，社会趋势及外来影响，叙述一国发达或演进之过程。(21)此外，对于历史分期问题，他在《中国史》第一册的自序中不提倡武断牵强的对历史进行所谓的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他的著作则是以朝代分编，其认为未有划分史期的必要，分期只是便于专家断代研究而已。 陈恭禄的通史中贯穿着历史学者的经世致用思想，有很强的现实性，其感慨于古代人所犯的错误，希望政府及民众能够吸取借鉴历史上的教训，这也是我国传统史家的特点。他在史学叙述上也颇为讲究，重视谋篇布局，既有引文，又有总结，如在每一篇最后都有自己的总结提炼，阐述对具体皇帝或朝代施政的看法，发人深省。如在总结清代的思想学术时反思称：“十九世纪为世界剧变时代，中国思想鲜有进步，遇有机会，亦不肯虚心学习，相形则益恶劣。士大夫保守性强，自周以来，文化未能脱离传统势力，清代乃为中国旧文化之总结束，新文化则非一旦所能创造，清亡，传统思想仍有势力也。”(22)陈氏的著作中有很多结合历史又针对现实的评论，其作品也对当时国人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三、重视史料利用与考证 陈恭禄在通史编纂中还特别重视史料，其提倡历史编著的方法，是首先搜集各种资料，考证真伪，然后根据史料进行分析论述。他曾指出，“研究历史者，须据专家之报告及其发表之论文为材料，并参考其他可信之记录，作一比较综合所得之事实，慎重选择，先后贯通，然后叙述古人生活之情状及文化演进之陈述，才能写出满意的古史。”(23) 在利用史料方面，他反对选录史料类的写作，尽量不大段引用史料，以免影响可读性，但对如下三种情况：一、原文证明重要史实或思想者，二、引用原文藉以说明或有所评论者，三、原文扼要胜于著者所能言者，则是引用原文。(24)他所用之史料，除古籍而外，还重视近人研究，其写作多综合相关领域专家之报告，凡重要史籍及近人论文为著者所能得者，无不参看。如《中国史》第一册的参考史料，有地质调查所发掘周口店等地之中外专家报告，中央研究发掘安阳等地之报告，王国维、罗振王、郭沫若近人研究卜辞金文之著作及关于古代制度学术之论文。(25)他坚持一切史实论断必须从史料出发，真实客观地叙述历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如“非亲读或曾利用之史料，决不敢有所论列。其研究之范围，常限于专题或某一时期，既不能以之推论一切，更不能强不知以为知。”(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