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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据其回忆：“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读《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读《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⑩这是吕思勉1941年大约中年时期的回忆，其后数年，由于吕思勉继续在通史领域中工作，“二十四史”是他的案头书，时常翻检，不时考索，说他“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11)大概不为错。可以这样说，吕思勉从六七岁开始，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阅读，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由此背景再去读吕思勉的通史类作品，其感觉与读其他作者同类作品大不一样。 再就是综合性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严耕望指出，“就著作量而言，(吕思勉)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贯通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他们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12) 严耕望的评论确为不刊之论，公平公允公正懂行。两位陈先生是具有旧学根底的新学者，用新方法作专题研究与专题论文；钱穆介于新旧之间，既懂新更懂旧，他知道怎样像西人那样进行专题研究，能够写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那样的专题著作，但其价值诉求更倾向于传统中国学术的旧样式。至于吕思勉，虽然能够熟练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但其学术基本路径，不外乎传统中国学人的训练，在综合性、贯通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奇观是，吕思勉不仅毕生用心从事其通史写作事业，而且毕生致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力图用最广博的学问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综合、全面、贯通的视角，寻找历史真相。他在1940年代完成的《中国通史》上册中，分门别类讨论中国人的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贯通的理解，是从政治领域之外，从文化史的层面讨论中国历史。这一点与其他各家的通史写作很不相同。 最后，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这个标准回望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这一点诚如顾颉刚评述的那样：“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历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13)从这个评价中可以体会吕思勉通史研究与写作等意义。 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阅读、宁静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不求闻达，不追逐时尚，在他内心深处，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注释： ①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载《章太炎全集》卷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