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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阅读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勤奋的很多，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阅读，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蔡尚思在南京图书馆的泛读，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没有最大量的博览，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在中国通史写作者群体中，吕思勉是少数几个将通史写作作为一个事业进行经营的学者，其写作遍次、写作冲动，几乎贯穿了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他的第一部通史作品《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是年，吕思勉刚满四十岁。严耕望后来讨论这本书时说：“在1920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吕思勉)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丰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④ 三十年后，1953年9月，年已古稀的吕思勉拟就一个新的《中国通史说略》，计划重编，并与华东人民出版社函商。无奈此时“因中央人民出版社已分编出版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该书同时在华东印行，为避免重复起见”，华东人民出版社婉拒了吕思勉的新通史合作方案。⑤ 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吕思勉拿出很大精力写作中国通史。除《白话本国史》，更重要的作品为中日战争时期，吕思勉在上海“孤岛”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翌年出版下册。这是吕思勉的一部重要作品，后来不断有出版社再版，或重印。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时间与钱穆的《国史大纲》相距不远，两个人的写作诉求也差不多，都是为了坚定中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两人在书的结尾均展望了中国未来，钱穆《国史大纲》结尾处为“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以为“在此艰巨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隘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误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蕲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视为中国的希望，“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⑥ 而吕思勉《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虽然也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信心，但他的结论并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⑦吕思勉的这个判断与钱穆显然不同，他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预言，显然也比钱穆更准确、更坚定：“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衹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⑧吕思勉对于中国未来显然比他的学生钱穆更乐观更浪漫。这是我读吕思勉通史类作品时的第一个感想。 读吕思勉这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除了他的政治情怀，一心为现实中国寻找历史教训，第二个感想，就是吕思勉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用心经营通史写作的历史学家，也是最博学的通史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据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家世读书仕宦，至余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至九岁”；“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页。先母无瑕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能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⑨从其早岁读书经历看，不论其双亲，还是他自己，似乎都在追求传统中国博览群书的境界，在四部上下苦功，为将来治学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