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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 随着中国及周边国家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开放, 研究者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不断扩大。为准确地勾勒出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档案文献解密和开放的总体状况, 2014年和2017年,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先后举办了两届主题分别为“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收集与整理”“冷战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新史料与新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拓宽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领域研究的史料源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前提。在相关档案文献大量涌现的基础上, 众多国内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研究, 相关成果陆续问世。 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研究的发展以及其间一些问题或不足的沟通与解决, 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学科建设, 更好地呈现中国历史研究气象和格局中的人文关怀与世界视野, 由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和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全球历史·经济·文化联合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6月22日至24日在上海召开, 来自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越南清迈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美国长岛大学、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美国特拉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中央大学、塞尔维亚近代史研究所、泰国法政大学、泰国清迈大学、马来西亚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同济大学、新疆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等国内外高校近70余名学者与会。 研讨会首先回顾和肯定了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领域业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 客观地评估了阻碍该研究领域深入发展的现实和外部因素以及研究者本身在研究过程中亟待注意和解决的不足之处。作为宏观思考, 与会者从总体上分析了史料源的现状, 认为目前固然存在着国内档案开放限制等若干不利因素, 但研究者可以努力开掘周边国家及地区的档案资料以及中国的地方文献和公开史料。有学者强调, 在全球化浪潮的时代背景下, 作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 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已变得密不可分, 同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研究者绝不能仅仅将“当代”作为自己固守的学术“领地”, 而应特别重视从纵向上阐释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对中国处理同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 (特别是边界、跨境民族等问题) 的深层次影响, 必须持续扩大研究视野。总的来看, 本次研讨会不仅对不久前《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联合召开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 (1) 所提出的外交史研究过度依赖档案史料、加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学科体系建设、增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培育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人文性”等诸多突出问题作出了学术回应和持续讨论, 而且在发掘新史料、开拓新领域、探究新方法、凝思新理念等关涉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诸多方面展开了充分且有益的交流。 首先, 多国多边史料的挖掘、收集与整理渐成风气, 追求史料多元化已成学界共识。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关系经常是在多国多边框架下发生和发展的。因此, 与会者普遍认为, 研究者应尽可能全面地发掘相关各方的官方解密档案, 并且高度注重公开史料在史实还原和历史阐释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在本次研讨会上, 有学者使用中国、俄国、蒙古国解密档案, 详细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中蒙划界问题和中蒙关系问题, 认为在探究该时段中蒙关系时应考虑阶级、民族、国家等观念对双方族际、党际、国家间关系的影响。还有学者利用中国、缅甸、美国、印度等有关国家的最新解密档案, 考察了50年代上半期缅北国民党残部问题的由来与发展以及中缅关系改善等一系列历史问题。这两项研究的共同点是档案资料来源丰富, 自觉地将研究议题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场景下加以探讨, 精细地揭示出貌似孤立的国际关系现象背后的丰富关联性, 显著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过程中“多国多边档案互证”的学术理念和科学取向。在充分发掘档案史料的同时, 也有学者注意到易见史料的功用。例如, 有研究者较为系统地整理和使用了北京市科普协会发行的科技小报等报刊资料, 考察了50年代北京地区科普宣传过程中苏联“国家形象”的传播问题。亦有学者将中国和英国解密档案与南洋公开报刊资料有机结合, 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新加坡和马来亚经贸关系的重建问题。更有学者在相关档案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 集中利用公开文献考察了朝鲜加入联合国与中朝关系等具有相当难度的议题。应当说, 很多与会学者已注意到, 在注意开掘和利用最新档案史料之外, 还要特别留意身边的易见史料, 进而从更为多元的视域解释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与此同时, 不少学者指出, 不应“迷信”档案等史料所呈现的“历史事实”, 须知“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 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的” (1) , 主张对所有类型的文献史料加以充分的批判性利用。 其次, 在充分肯定文献史料建设的基础上, 与会学者提出应突破传统外交史研究在视野格局方面的限制, 着力呈现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本来所具有的丰富面相。有与会学者分析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等因素实现对外援助政策转变的问题, 并从经贸角度考察了冷战时期的中泰关系和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等问题。除经济层面外, 众多学者还将诸如文化体制、观念认知等不同视角纳入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范畴, 具体议题包括50年代中国戏剧在苏联的传播、60年代越南对国际共运的认知和表达、70年代中日在“反霸权”问题上的认知差异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有学者围绕泰国的华人华裔等知识分子群体, 论及了中泰两国关系中的“学术外交”问题, 认为在外交关系及其历史叙事过程中, 应考虑学术生产所具有的作用和地位以及所谓“知识民族主义”的倾向问题, 颇有启发意义。另外, 这次研讨会上的多位学者都强调指出,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主体和对象不应完全限于大陆地区, 应充分考虑港澳台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地位。如有研究者关注到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同越南的关系问题, 在具体阐释该议题之际还指出, 目前台湾“国防部”“外交部”等部门档案资料以及蒋介石、蒋经国等个人档案都已大幅度开放, 倘若这些档案文献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必然能够在诸如1949年以来的两岸关系等很多历史问题上“大有作为”, 培育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还有学者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 细致论述了清代中华秩序中的朝鲜及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 梳理了中朝之间由宗藩关系到国家关系的历史变迁。在此基础上, 很多参会者清醒地指出, 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中的很多成果仅限于关注事件发生时间或时段内的历史因素, 而忽视了所讨论议题的历史连续性特征, 如20世纪中国存在的诸如边界、跨境民族等问题的根源就需要回溯至19世纪甚至18世纪去探求, 今后学界理应以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和时空观念来书写当代中国外交史, 进而促进该学科研究气象和格局的整体提升。 再次, 与会学者注意到, 国际史学界在近十几年来已发生了很多显著变化, 诸如“全球史”“跨国史”等新的史学研究潮流方兴未艾, 跨学科研究方法日渐成熟。在此背景下, 中国研究者也应培育自身的开放意识和宏观视野, 不断探求新的研究路径, 继而打破将民族国家作为唯一叙事主体的旧有模式, 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有学者考察了“第三方因素”对历史上中朝划界的影响, 并提出很多研究者在探究相关问题时多采取双边的方法视角, 但很多情况下, 当两国之间出现问题时, 原因往往在于“第三方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应注意跳出双边关系的传统束缚, 将双边关系置于区域史、世界史甚至全球史的宽阔范围内进行考察。也有学者采用“地区—国家—国际”层层递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对50年代的中缅边界争端进行了探讨, 认为中缅划界不仅限于领土主权问题, 地方政府官员深受无准确地图之苦和国家对边界居民的控制薄弱以及跨境走私等问题亦是重要影响因素, 并对冷战早期中国对东南亚邻国的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还有学者注重问题的提炼与概括, 在探讨1961年胡志明调解苏阿冲突问题的论文中, 提出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的“非妥协性”概念。同样, 一些与会学者积极借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既有成果, 如使用“准同盟理论”分析战后初期美日台之间的准同盟困境和60年代中国与印尼建立实际上的准同盟关系的历史过程, 借助“国际危机管理理论”探究中印洞朗边界危机期间双方的各自行为和管控机制, 等等。有学者则借助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念, 叙说了台湾对东南亚劳工移民的认知和想象问题, 较为深切地透视出现代主义文化自身的结构性困境。 最后,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不应“过于生硬”, 要有“温度”, 应注意从理念与价值上培育该领域研究的历史人文主义情怀和公共现实关怀, 正如历史学家卡尔所指出的那样:“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 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1) 有学者就此指出, 研究者应在这种不断的“互为作用”和“永无休止的对话”过程中, 努力使自身的研究达致最大程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求真求实”无疑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核心品质。有学者还提到,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不应自我设限, 在研究过程中应避免过多地受到外部利益束缚和现实政策影响, 在历史研究中应尽量持守“价值中立”的原则。当然, 历史研究在保持“历史感”并把握一定限度的同时, 可以且应当对现实问题保持最大程度的公共关怀。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研究者理应关心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繁荣乃至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要有“终极关怀”, 注重把捉中国同世界的关联和张力, 更好地实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中国中心”与“世界视野”的互促共进。研究者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 在从事一定阶段的个案或实证研究之后, 要进行无穷的追问, 思考政治和历史的“元问题”, 从历史认知和历史解释的层面反思历史研究的本质与功用, 进而在宏大的视野关怀中追寻并揭示人类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中某种永恒的根本性存在, 从而“让外交史研究再次伟大”。 综上所述, 此次学术研讨会虽以“中国和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历史与现实”为主题, 但并非局限于此, 而是在更大的学术视阈下探讨了关涉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经过两天的学术交流和深层次对话, 与会学者肯定了5月“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座谈会所提出的“正视问题、积极进取”“坚持实证、弘扬理论”等学术共识, 一致认为在今后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 相关研究者理应接续弥久绵长的外交史研究传统, 秉持“求新”“求变”“求真理”的治学准则和研究理念, 以追求进步的历史研究, 为国家民族和全社会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繁荣发展贡献绵薄力量。 注释 1 该学术座谈会于2018年5月26日至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参见梁志:《“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学术座谈会综述》, 《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 2 [英]卡尔著, 陈恒译:《历史是什么》, 商务印书馆, 2007年, 第106页。 3 [英]卡尔著, 陈恒译:《历史是什么》, 第115页。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