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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 关 键 词：口述历史/公共史学/公众/接地气/有温度/求真/阐释 作者简介：王艳勤，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项目成果：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编号；QSY14019)；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编号：JYSHX17005)。 历史作为对过往的记录和建构，自历史学学科诞生以及职业史家群体出现以后，愈来愈走向书斋而远离大众。近年来，民间写史的发达、历史剧作的热闹、全民读史的浪潮，犹如一面多棱镜，使得职业史家藉此不仅看到了历史学的隐忧，更看到了历史学的机遇，构建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的呼声在这一背景下此起彼伏。 一、共享解释权：走向公众的口述历史 通俗地讲，历史就是讲故事。换句话说，历史被认为是对过往的解释和叙述。因此，由谁来讲？讲什么？怎样讲？不仅关乎历史学的自我认知，也关乎历史解释的权利归属问题。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在建构之初即积极地回应这一问题，以“共享解释权”相号召，推动史学普及，使史学走向公众，主张个人、群体、机构、国家都成为社会多元历史观的建构者[1]。 毋庸讳言，国内公共史学的兴起与国外公共史学思潮的东来有关。然而，公共史学在美国和欧洲的兴起，本身就存在多种路径，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史学这一概念本身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与各国的史学传统以及社会历史情境有关。但公共史学显然有其共性，尤其是随着公共史学学科意义的日益凸显，公共史学正在促进历史学实现公众转向，它迫使职业史家思考和面对新媒体时代历史学的走向问题，即历史学如何走向公众？公共史学的关键词是公共，主张在公共场域中共享历史话语权、表达权和解释权，新媒体时代的公共史学应该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 目前，中国公共史学学科体系包含哪些板块？与口述历史是什么关系？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或是将口述历史作为公共史学学科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将二者视为历史学的两个分支学科。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随着口述历史的公共性日益凸显[2-4]，“共享解释权”作为公共史学的核心观念，越来越成为口述历史的关怀所在，它意味着公众与史学家在口述历史实践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二者在互动中阐释历史并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历史具有公共史学的基本特征，即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之共性。 首先，来自公众是口述历史的发生机制。在理论上，公共史学服膺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理念①，口述历史则主张人人都可以做口述，人人都应该来参与做口述，一个“做”字，让口述立刻生动、活跃起来，让理论和实践勾连在一起。在实践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都有其独特价值和意义。公众既是集体性概念，也是个体性概念，在阶层上既包括上层精英，也包括下层民众，大到国家、民族，小到社区、个人，它们在个别的意义上，既是普通的，也是独特的。尽管在口述历史兴起之初，各国各地区的重点和取向不同，比如美国口述历史确立之初的访谈对象主要是一些政要精英，但是随着口述历史理论的完善和口述历史实践的深入开展，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口述历史都必须在扩大公众外延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永久性动力。 其次，服务公众是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口述历史之所以受到职业史家的钟爱，除了可以弥补史料之不足，促进历史学的专业化写作之外，更在于史家的责任感——服务公众。不管是专业的通俗化写作，还是面向大众的历史作品，在中国从来都不缺乏先例，尤其是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历史学家秉承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感，致力于通俗化的历史写作。公共史学的兴起，重新触及到历史的提高与普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口述历史不仅关注个体生命史、家庭家族史、社区发展史等，还致力于区域史、国家或民族发展中重大事件的研究。对于个体的公众而言，口述历史可以帮助访谈双方增强历史意识，通过回忆过去看清现在，甚至还具有心理疗伤的功能；对于集体意义的公众而言，口述历史通过挖掘民众记忆，加强社区认同、塑造民族认同、传播国家形象，还可为公共决策提供依据，服务社会大众[5]。可见，在口述历史那里，历史的提高与普及、基础与应用是并行不悖的。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基于服务公众的诉求，在作业方式、传播方式、应用效果等方面也必然会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有效。 再次，公众参与是口述历史的核心灵魂。没有公众参与的口述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在英国，口述史自诞生之初即被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以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6]。在中国，公共史学兴起的原因之一即是公众对于历史的巨大热情。荧屏历史剧的热播、电视讲史的高收视率、网络写史的热闹、口述历史栏目的涌现，都展现了公众从历史中获得看点的期待。口述历史的整个作业流程都离不开公众参与。访谈前的准备工作很大程度上关乎口述访谈的质量顺利与否，为了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不论是借助官方的帮助还是借助私人推荐，或者由受访人牵线搭桥，或者借助品牌效应，或者进行抽样选择，公众对于口述历史的认同和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在后期传播阶段，口述历史更需要借助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促进历史知识在公众中的传播和消费。可以说，公众的参与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口述历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近10年国内口述历史的迅猛发展正是公众参与度提高的结果与表现。 最后，面向公众是口述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公众中来到公众中去，口述历史才构成一条完整的生产和传播链。当然，口述历史基于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有一定的保密期限，有保护隐私的基本要求，但这些问题是在口述历史学科规范建立后不难解决的技术性问题。相较而言，如何更好地使口述历史的成果面向公众而不是成为无人问津的史料，使得公众参与的历史回归公众，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口述历史承诺，最终呈现给公众的历史是一种能为普通人理解的知识，它自始至终高举“到人民中间去”的旗帜，积极参与塑造公众的地方认同与国家意识。在新媒体时代，建立适合大众浏览的口述历史公共数据库应该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目前，国内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及高等院校等单位正致力于开发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建设数据库，不仅需要专业和技术支撑，更亟待从口述历史学科的角度加强规范，口述历史数据库从建设到管理到维护再到利用，应该摸索一整套可行的规范。而规范的建立，除了借鉴国际经验，更应该重视本土经验，在国内机构各自探索的基础上逐步联合，在保留各地方口述历史特色的同时寻求合作，一方面避免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加快中国特色口述历史学科的建设步伐。对于公众而言，规范的口述历史数据库才具有被广泛利用的可能性。 不容否认，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更容易辨明目标和方向，有助于中国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口述历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规范。口述历史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国际国内学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或者二者本身就是兼容互补关系而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在历史学学科的意义上，口述历史主要是指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口述史料，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尽管因为记忆的不确定性曾一度备受怀疑，但随着学者对于记忆本身的研究，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开始受到关注。他们相信，口述史料和其他任何一种史料形态一样，都需要小心地鉴别使用，口述与其他文字资料相比互有优劣，相辅相成，如果想要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那就需要人们平等地对待各种史料，尽可能地占有各种史料。不唯如此，尤其是某些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更需要口述来补充。正如科大卫所回忆的那样，华南学派口述历史计划的启动，即因在碑文抄录时体会到口述资料对生活的贴切，没有文字记载的故事只有依靠口述才有可能被记录下来。口述历史是民间文献不可或缺的一种形态，是华南学派的一个重要经验[7]。公众的故事犹如一座富矿，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国家，而且地域范围广、民族构成多元、区域差异大，如果口述历史不能将自己根植于广大民众之中，不仅是一种损失，更会缺乏源泉和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历史如果仅只是被作为一种史料形态，用来证明或论说学者想要说明的问题，这样的口述历史就离成为一种学科愈来愈远。反之，口述历史也有助于反思公共史学的学科建设，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公共史学在遵循历史学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应该在历史学家之外以开放的心态吸纳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力量，比如新闻传播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以便更好地在媒介传播、影像制作、软件工程等方面促进口述历史的发展，促进历史知识在公众中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公共史学视野下，公众和史家通过口述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8]。口述历史虽有助于扩大公共视域、促进公共空间的发育、提升公共理性，但由于其内含的主观性，从表面上看属于个体行为，其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就必须符合公共理性精神，以认知的真理性与阐释的确定性为目标，否则就会导致历史在公共领域的滥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