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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创造史诗对作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甚至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在美学史上，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卢卡奇，他们都意识到这种作家思想与民族、时代、世界之间完美匹配、和谐的状态很难维持。黑格尔指出：“史诗既然第一次以诗的形式表现一个民族的朴素的意识，它在本质上就应属于这样一个中间时代：一方面一个民族已从浑沌状态中醒觉过来，精神已有力量去创造自己的世界，而且感到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种世界里；但是另一方面，凡是到后来成为固定的宗教教条或政治道德的法律都还只是些很灵活的或流动的思想信仰，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⑧在这里，黑格尔把史诗理解为一个民族产生了最初的自我意识，但在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尚未健全时代的产物。一旦社会变得更为复杂、完善，个人的情感、意志、世界观就会与作为整体的民族发生龃龉，其作品也就很难与民族、时代、世界保持和谐统一的状态。于是，史诗这一文体随之衰落，使得强调书写个人内心世界的抒情诗和侧重于表现外部世界的戏剧体诗最终代替了史诗。 沿着黑格尔的思路继续发展，卢卡奇同样认为史诗中那种个人与民族、时代、世界和谐整一的状态不可能永远存在，并特别指出了长篇小说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活世界已经大幅度地拓展，这就使得现代人再也无法像古希腊人那样完全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而世界也因为无法被现代人所理解，开始向人类展示出自己陌生、神秘、恐怖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总体性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作家在作品中只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却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生活本身，更不可能真正描绘出生活的总体性。卢卡奇进一步指出，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就是现代生活的史诗，虽然现代作家已经不可能真正把握生活的总体性，但由于他们将广阔、复杂的现代生活收束到文学文本之中的努力，使得长篇小说充当了与史诗类似的功能，最终表达了作家对于总体性的渴望与追求⑨。 因此，史诗这一文体的本质，就是在民族的自我意识初步觉醒的历史阶段，对于民族自身、时代以及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史诗作者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代言人，他要呈现自己所属的那个民族对自身的认识，在整体上把握生活的总体性，并理解本民族身处的时代与世界。只不过，在变化纷繁的当代社会去书写史诗，必然面对着某种悖论式的情境。一方面，我们身处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神秘，使得文学家很难在总体上把握它、理解它；另一方面，尝试去创作史诗的作家既无法获得总体性，也不可能真正完整地理解生活，他们只能勉强通过文学创作获得把握总体性的幻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高度评价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因为这一文体试图在无法真正把握生活的总体性的情况下，努力在文学书写中尽可能地呈现总体性，触摸时代、生活的本质，并为这些无法把握的东西赋予文学的形式⑩。因此，每一位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其实都是悲剧英雄，他们不得不在生活如此复杂、世界无从理解的时刻，写出自己民族的自我意识，并勉力把握自身所处的时代与世界。而史诗这一称号也就成了对这一决绝的努力最好的褒奖和认可。 在文学史上，每当一个民族面临新的历史阶段时，史诗式的作品就会出现。我们不必谈论19 世纪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之于法国社会、托尔斯泰之于俄国社会的意义。只要看1949 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就可以明白史诗对于民族自我理解的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无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时刻正呼唤着文学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进行书写，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与方向。而那些前辈作家也回应了他们的使命，努力谱写出了新的史诗，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作，其中的代表作当属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在柳青对蛤蟆滩社会生活的书写中，人物命运的起伏、情节发展的走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乃至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都高度吻合。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柳青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写出的中华民族对自身命运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写作当然是剔除了历史复杂性的，只是抽绎出柳青对历史发展潮流的理解。因此，在今天回望柳青的写作，我们会发现蛤蟆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按照一种理念的设想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无论是姚士杰、郭振山这样的反面人物，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都不足以威胁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使得柳青小说中的叙事语调充满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样的叙事自然是缺乏复杂性的，但毕竟构成了那一代中国人对于自己命运、对于国家前途、对于中华民族在世界史位置的理解。因此，柳青的《创业史》堪称当代史诗，是尝试在作品中把握生活的总体性的典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