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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正像黑格尔、卢卡奇所描述的美学史发展趋势中显示的，生活本身会不断释放出复杂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与民族命运的整一状态也会最终解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受到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影响，不断书写生活的复杂性，深入挖掘个人内心世界的阴暗面，高调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宣称个人与集体、民族命运相互疏离。于是，对光明、正义、崇高的书写被指认为虚伪、造作，史诗更是成了所谓落伍的象征。中国当代作家乐于承认生活的不可知性，不承认存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时代的脉搏、生活的规律也就成了某种陈旧而可笑的创作口号。在复杂神秘的生活面前，中国已经有太多的作家放弃了寻找规律和总体性的可能。 而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再次来到一个转折性的时间节点的时刻，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重新对中华民族进行历史定位，在全新的坐标系下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它的前进方向，以及它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如果说黑格尔指出史诗诞生的年代恰恰是民族新的自我意识刚刚觉醒、而生活的复杂性又尚未完全展开的中间时刻，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无疑正重新迎来史诗的时代，似乎历史又再一次呼唤着中国文学担负起书写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使命。借用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说法，那么中国作家在这个新的历史时刻，应该具备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便将个人的命运对接于民族的命运，把个人的困惑上升为公众的议题，使对个人复杂内心世界的探究转化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⒒。只有这样，文学才有可能超越只能在小圈子中流传的尴尬，重新成为对人民大众具有感召力的艺术作品。 如果我们顺着这样的思路来构想理想中的中华民族的新史诗，那么这样的作品应该具备下面这些特征。首先，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所描绘的应该是关于中国的故事，反映新时代的生活，建构出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文学形象。不过，光有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今天，我们早已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而2000 年以来，整个世界史最不能忽视的事实，就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改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确立的世界基本格局。这也使得世界各国的文艺作品中，不断涌现出各式各样、出于各种不同目的、不同立场来书写的中国形象。当世界各国的作家都纷纷将中国作为表现对象的时候，中国作家更是没有任何理由推卸思考、观察并书写中国的责任。因此，这就引出了理想中的史诗的第二个特征，即它必须是基于中国本位、中国立场的。正像上文所说的，史诗是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形象的表达和塑造，代表着一个民族对自身命运的理解。因此，新时代的中华民族新史诗必然是民族本位的，要站在中国的立场来阐释中华民族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的形象，思考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第三，每当谈到中华民族的史诗的时候，人们经常会有一种误解，似乎这样的作品所描绘的事物仅仅属于中国，是具有很强的特殊性的东西。然而，史诗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特点：它表面上只是在书写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但由于在史诗中，民族的思想意识与民族所生活的时代与环境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的状态，这就使得史诗中民族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同时也就是整个世界的情感、意志、思想、观念。也就是说，民族史诗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将只属于本民族的、特殊性的东西，书写为具有普遍性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新史诗既然是要提供新时代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解、自我形象以及它的前途与命运，那么它同时也是在为世界立法，为世界历史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③④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07页。 ⑤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4页。 ⑥ 参见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21页。 ⑦ 巴赫金：《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白春仁译，《巴赫金全集》第 3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 ⑧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第109页。 ⑨ ⑩参见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第49-61页。 ⒒ 参见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