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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河三门峡至平陆、夏县、垣曲河段,先后发现许多处断断续续的古栈道遗迹,累计长近6000米。这些古栈道,见证了黄河纤夫的艰辛悲酸,更记录了黄河漕运的重要历史。山西一些考古学家对黄河古栈道遗址的考察研究,曾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重要考古新发现”,后来有《黄河漕运遗迹》一书出版,颇为考古界所重。山西大学赵瑞民教授近又发表了《山西的黄河古栈道遗迹与水运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引起学界和读者的极大兴趣。 通过赵先生的研究和论述,人们获知,黄河漕运,始于秦汉,隋唐时有较大发展。汉唐时期的黄河漕运,不仅为中国漕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古代联通两大经济区域中原与关中地区的唯一运输通道。这条“烧石浇醋”千辛万苦凿出的黄河古栈道,维系着汉唐盛世和一个个朝代的命脉! 赵先生的黄河古栈道考古与研究,我虽然曾有所了解,但他的这篇重要论文还是一连读了两遍。有所了解,是那年初春他们一行四人赴平陆勘察三门峡水库以下一段栈道时,我曾随同前往。说是可以给他们打下手,其实是欲一瞻黄河最为壮观处古栈道之雄姿。 我的那次黄河之行,除了漫步汉唐古栈道、发思古之幽情而得诗多首外,还有了事先未曾料到的收获,那就是对考古工作的进一步了解。 考古工作的异常辛苦,我是知道的,这除了从有关书籍和电视中看到一些外,还在与考古学家的接触中听到许多。所以我那次也作好了在哪户山民家住地铺而受冷的准备,更有在河滩干吃方便面甚至饿肚子的准备。但考古工作中的危险,我却未曾想到,所以当身临其境时,便颇多感触。如今读者只看到赵瑞民等研究成果之喜人,却不知当时考察之艰辛和危险。 栈道多在河窄流急处,我们租乘一只机帆船逆流而上。并非小木船,看到船家那极紧张的样子,我甚感不解,就问赵瑞民,他告我说,在这样的激流中,这样的船,弄不好也是会翻的。这时我才觉得,他们从路过的曹川镇借了几只充饱气的汽车内胎带来,充作救生圈,并非多虑。我说想不到考察黄河栈道还可能有危险,同行的张庆捷说,不是可能,而是确实存在。他告我,上次考察,正值夏季,他在栈道上测量时,忽听叫他快撤的喊声,赶快就下,刚撤下来,水就涨了,顷刻间淹没了栈道,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又告我说,负责绘图和照相的畅红霞一次便险些丢了命。原来在上面一段河道考察时,畅红霞在看似干硬的河滩上往前跑,竟突然陷入泥沼,而且迅速下沉,大家怎么也近不了前,情势万分危急。这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再危急也不放弃手中的相机和资料。幸亏他后来感觉到脚边有一石头棱,于是就将相机和资料咬在嘴上,用双手帮一条腿慢慢拔出来,靠那石棱爬出泥沼。若非那石棱,我那次就见不到对工作热情负责的畅红霞了。 我们来到悬崖间的一处栈道时,前面凿的路断了,石壁上也没有架横梁的方孔,他们推断此处是架了一短桥的,并且也在断道边找到了固定桥板的底孔,但那边的底孔和石壁上的方孔在什么位置,就需要过去看看,并且要照相或摄像。可惜过不去,断了的栈道间,光滑的石壁上只有突出的一块小石可勉强放半只脚,下面就是汹涌的激流,据说有好几丈深。这样的地方本可以不去,但他们说此处栈道特殊,必须一到,这大概就是考古工作所要求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军人出身的司机兼摄像李光明自告奋勇过那边去。他将绳子的一端拴在自己腰间,处于最安全处的我,将另一端拴在了古人所凿的牛鼻孔上,这才让他过。当我同三位考古工作者手抻绳子屏住呼吸看着李光明紧贴石壁慢慢而过时,心里不觉产生一种悲壮之感。幸好,他成功了,没有掉下去。 有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都不在乎,那所有的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那次拙诗除“运力当时知几许,教人重与认黄河”外,还有“几处湍流几处山,为观栈道费跻攀”等句。 通过那次“准考古”,我总算对考古工作,尤其对这些从事考古工作的朋友,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和由衷的敬佩。如今一切向“钱”看,物欲横流,而他们不为所动,依然不辞辛苦甚至不顾危险地献身考古事业,教我好感动。事过已多年,赵瑞民的论文才发表,更可见勘察之后的研究何其细致深入,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所以,至今一想到赵瑞民、张庆捷他们这种精神,我总同时想到向往已久那次终于看到的中流砥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