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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态度——兼论影响其处理方式的主客观因素(2)

http://www.newdu.com 2018-09-22 《学术研究》2018年第4期 沈成飞 参加讨论

    二、共产党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影响
    国民政府一直警惕中共在学校和学生运动中的活动,认定中共操纵利用学生,以达其不轨之目的:“近年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动辄藉口改良校务,罢课要挟,甚则擅自集会,散发传单”,究其原因乃“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国民政府并声称:“倘使共产党人或其他反动派敢于在学校里公开做他们自己的活动,无论其能否号召同学,则兹性质已变成政治斗争。”(19)蒋介石本人显然也作如是观。有学者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些突发事件判断:“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蒋情感上和观念上认定一切有损国民党形象的坏事都和共产党煽惑、操纵有关”。(20)这一判断基本符合事实。
    蒋介石在学生运动之初即暗示部分学生受到反动派之指使,批评他们“公然有煽动扰乱打倒政府之表示”,并强调“政府爱护青年,决不使反动者遂其牺牲青年之毒计,多方宽容,事实俱在,诸君自不必轻信浮言”。(21)蔡元培、陈铭枢被殴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认为此系“北平大学共产分子挟持学生来中央党部示威开枪,并挟蔡孑民、陈真如以去”的结果。(22)蒋介石侍卫长王世和亦将打伤蔡、陈事件归咎于共产党之鼓动:此事“定有共产党从中捣乱,否则学生没有这样大胆,应严加追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枪也说:“学生此次行动无疑是有政治背景,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继续制造混乱。”此一说法虽受到了亲与其事的警卫之否定,并认为是国民党故意栽赃于中共,(23)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部分高官仍有意无意地将学生运动归罪于共产党之操纵。11月26日,上海、南京数千学生赴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学生不接受于右任之安抚,要求见蒋。后援学生进一步要求蒋非择日出兵不可,并须“当众亲书誓词”。国民政府高官据此指责学生“侮辱国家元首,即无异侮辱国家与全国国民人格”,认定共产党和卖国分子背后指使。(24)其后,蒋介石认定共产党操纵学生运动,他为此愤恨异常。12月8日,蒋在接见请愿学生后声明:“中大学生嚣张异甚,各处学生亦为少数共产党所操纵”。于是他决定对学生行霹雳手段:“今日之事,如以为非我任怨负责不能救国,则任何罪名亦所不辞。……救国于此危急之局,若畏杀戮惨痛,若不准备最大牺牲,何能达此目的。如能幸免流血则为党国之福,否则惟有以菩萨心肠而行雷霆之威,有何惧哉。此时惟愚本身自馁自败,无有决断耳。”(25)蒋介石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以施雷霆之威于学生的打算,这自然和其认定共产党操纵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关系。
    事实上,中共党组织在此次学生运动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仍难定论。其时有媒体指责共产党有意煽动学潮反对政府,如《北华捷报》指出,共产党能有效地组织起上海的示威活动,他们能够从40多个组织中集中3000名学生、工人、妇女和商人参加集会,号召听众推翻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当集会结束后,隶属共产党阵营的学生迅速地游行到国民党党部,他们未能冲进去,但却砸碎窗户和猛撞锁着的大门。(26)罗家伦甚至认为,一些青年共产党员显然是有意让他们自己被捕和受伤以便引起进一步的暴力行动。(27)日本外交和军事情报机构也认为共产党组织了抗日骚动。(28)有学者据此认定中共党组织能量巨大,而学生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学生和支持广州国民党反蒋的学生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他们要求蒋立即制定计划辞去他的政治职务,去北方率师出征,光复东北;他们还要求获得成立新群众组织的自由和释放在示威中被捕的学生;受上海党部控制的上海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已受中共和反蒋分子的支配,后者说服学生罢课。(29)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活动于学潮中的中共党组织亦力量单薄,未左右学潮的进程。”(30)虽然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起,流亡北平各大专院校的东北学生,就在中共领导下纷纷成立各种抗日团体——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辽宁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吉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黑龙江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等,但南下示威学生中,受中共影响者显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左右运动走向。据亲与其事的中共负责人薛迅回忆,3000名北平南下学生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只有30多人而已,中共北平市委甚至不主张南下示威。(31)在学生运动的口号中,确有诸如“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利益!”“反对政府接受国联议决案!”“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反对政府压迫民众运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绝对自由!”“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全国民众武装起来”,(32)以及直截了当的“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机关——国民政府”、“工农兵联合起来,建立革命政府”等类似于中共党组织惯用的口号,(33)但以当时中共在城市的组织力量而言,它并不足以左右学生运动的方向和进程。
    在此次学生运动中,蒋介石显然以中共操纵为由对学生运动行了雷霆手段,此一心态也成为蒋后来处理学生运动的基本手段,即只要他认为学生运动有中共党组织的背景便积极主张镇压。如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蒋介石不仅痛斥“利用青年扰乱秩序,破坏纪律,牺牲青年学业,损害国家生命者”即为汉奸,(34)国民党中央更态度决绝地宣称:“有不听劝告,怙恶不改,是则甘心受共党之利用,甘心作(赤色帝国主义)汉奸之爪牙,甘心为民国罪人,甘心作民族之公敌,政府自不得不以蝮蛇蛰手壮士断腕之决心,为维持社会之秩序,与保护国家之治安起见,当予以最后的严厉之制裁。”(35)在1947年的学潮中,蒋介石亦直言:“这些学生也太无法无天了。不好好去读书,倒跟着共产党起哄闹事?”准备武力镇压。(36)可见,共产党因素也许是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走向的一个源头,但它更成为蒋介石借以强力压制学生运动的口实。
    三、地方政治派别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度认为国难压力可以促成国内派系的团结:“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37)然而,事实却与蒋之设想背道而驰。由年初胡汉民被囚事件引发的国民党内部分裂持续发酵,粤方对蒋介石内外政策的批评并未因日军入侵而改观,他们不仅进一步攻击蒋政府,还对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某种程度的支持态度,这推动了学生运动的发展,为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增加了困难。
    10月,汪精卫在上海孙科住宅向学生公开表示,他支持对日强硬政策,并同情学生要求与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38)汪精卫的这些观点获得了胡汉民、孙科等的认可。胡汉民公开表示不寄希望于南京当局来解决中日纠纷,(39)以此反对蒋介石对日“不交涉、不抵抗”政策。(40)粤方在上海公开对抗南京政府禁止学生赴京请愿的命令,号召进行一次同情罢课活动,“以支持学生积极分子前往南京”。(41)这多少表明粤方和学生接触并合作确有其事,表达了他们对南京政府的不满。
    学生同样看到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并希图利用之。学生提出解决中日纠纷的条件之一是要求胡汉民销假视事,共维国难,并赴胡宅请愿。(42)胡汉民此时尚未获得完全自由,这一要求自然是要施压蒋介石。上海学生请愿团一度准备派代表赴粤调节宁粤之争,达到“一致息争御侮”之目的,他们还希望以此“唤醒全国同学同志同胞”,务期“全体武装,对日宣战”。(43)除上海外,厦门学生赴粤请愿团也在12月1日到达广州,提出五点要求:“促成和平统一,产生统一政府”、“日本侵略我国东北,非对日宣战不可”、“不战则坐视国家之危亡,宣战或可以保存”、“从速完成粤汉铁路以利国防”、“恢复民众运动”。(44)
    对学生运动规模的扩大,蒋介石部分地归咎于粤方利用学生和政府捣乱,他为此大骂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对于王正廷被殴事件,以及学生请愿运动之络绎不绝,蒋介石认定为有政治阴谋,并感叹:“时局严重已极,内忧外患相逼至此,人心散漫好乱,国亡无日矣。”(45)他还对粤方在宁粤和谈过程中“提出条件过多”而“颇致愤懑”,指责对方无合作“诚意”。(46)蒋表示中央政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受到内外夹攻”,而“不知何是何非的民众”正在制造骚乱。他不得不给自己打气,“奈何以区区青年示威为虑也”。(47)蒋虽嘴上认定青年示威只是区区小事,实则深以为虑。
    11月25日,蒋介石批评粤方谓:“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革命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48)而“彼知识幼稚之青年,为反动派所鼓惑,故意捣乱,使余为难哉!”(49)26日,他将粤方和共产党相提并论,痛斥他们必欲灭国而后快:“学生千余人在国府强守不走,必欲余亲书誓师词。国民素质至此,殊为国家危也。共产与粤派必欲毁灭国府,败坏国家,灭亡民族而后快。”30日,蒋介石在对上海、北平的学生代表训话后照例将责任推到粤方身上,“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他们不能安心求学,反而被人利用,此乃“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乱”的原因,“胡汪孙肉不足食矣”。12月2日,蒋介石接见北平、徐州学生代表,再次批评有人操纵学生运动,以“与政府为难”。此后,蒋介石总结其下野之原因之一即是“对于学者及智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者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对派操纵”,“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乃操纵于反动派之手”。(50)
    蒋介石不仅批评粤方运动学生以倒己,且认定粤方之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勾结外人,图谋颠覆国家。这样的批评自然有失公允,但此事确实影响到蒋介石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舆论对此表示,学生运动之扩大,包括殴打王正廷之事,未始不是地方派之怂恿,包括蒋介石下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粤方利用学生压迫之结果。(51)有学者同样认为:“学生能成大势,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党派系斗争正激烈异常,实力人物蒋介石已被迫辞职。”(52)当然,蒋介石下野的主要原因乃是其1931年囚禁胡汉民而导致国民党内部的大分裂,但此时学生运动与地方反对派之复杂关系,甚或有互动之行为,也让蒋颇感棘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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