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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老派书生”因素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显现 对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之态度不以为然的还有国民党内的温和派——照蒋介石的说法即书生派，或者“老派书生”。他们主要是文职派，是国民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如蔡元培、吴稚晖、于右任、戴季陶等。他们要求安抚学生，并一度主张对日强硬。 蒋介石虽然在事变发生后就明确表达了他的对日态度，然而事实是，南京政府内部对蒋处理东北事变的政策未有一致意见。事变的第三天，上海反日人士召集会议，电请政府“出兵驱逐日军”和“组织义勇军共赴国难”；国民党上海一些区党部同样通过会议决议表达反日情绪，或者直接通电南京政府请速定抗日大计，对日绝交、组织学生军，以及惩办外交部长王正廷等。(53)高级将领商震、高桂滋、钱大钧等也致电蒋介石、张学良，要求“对日宣战”，还表示“愿率所部负弩前驱”；(54)何应钦也一度公开主张抗日。(55)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反对“不抵抗”态度，主张派军队“接收”东三省。(56) 9月22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全市党员大会，举行反日示威游行。(57)此外，南京市、北平市、河北省、江苏省、福建省、湖北省等各地各界民众团体举行一系列的反日活动。23日，南京举行全市抗日大会，有多达20万人参加，他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11月20日，在南京方面的四全大会上，闻钧天等78人提出之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的紧急动议获得大会通过，会议授命蒋“迅即北上保卫国土，收回失地”。(58)上述南京政府内部、国民党内部一系列对日强硬的表态和行动，自然使学生认为坚决的反日运动会影响甚至左右政府决策。而蒋介石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当日不得不接见请愿学生，且一一答复学生要求的事实，也增加了学生反日正义性的意识。(59)不仅如此，国民党内部一直有人主张对学生运动取温和态度。在蔡元培、陈铭枢被殴打之后，“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以自卫计，不能再忍，乃截捕暴徒十一人”，但嗣后“经于右任、吴稚晖二委员面加劝戒，悉予从宽释放”。(60)而当时国民党党部军警及职员多数均不主张释放，“张道潘(藩)坚持尤力，并追出大门，不许于释放”。于右任见情势危急，“恐引起惨剧，乃向党部职员等跪求释放”，双方相持数分钟后学生终得获释，由吴稚晖护送回中央大学住地。(61)国民党内部的不同意见还传到了运动领导者那里。据薛迅回忆，当时一位同学的亲戚——国民党京官杨栋霖告诉她，对北平学生，“陈立夫、陈果夫、张道潘(藩)主张镇压”，元老派主张“不管闹成什么样子，也不能开枪镇压。如果要开枪，也只能朝天打。结果元老派的意见通过了”。杨还对她说，“你们是碰上好运气了!南京现在群龙无首，不然像你们这样——早枪毙了”。(62) 对于学生运动从请愿变成示威，并逐渐越出政府管制的行为，蒋介石表示不满，开始积极准备镇压。但因受到党内“先辈”的反对而一时不能下手。戴季陶就属于主张安抚学生的“老派书生”，他在12月8日的特种外交委员会第59次会议上表示：“至国内方面一定要做到举国一致，虽然有许多人不愿一致，决不许彼等旁观笑骂，逍遥事外。惟对学生，又应另外看待，看做教训子弟一般，只能用口，不能用手。”(63)第二天的政治会议上，仍有不少“老派书生”继续反对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蒋为此批评道：“一班书生对万恶反动盲从之学生仍主张放任，不事制裁。呜呼，天下事，皆误于书生之手也。”对于学生冲击中央党部、殴伤蔡、陈之事件，蒋介石非常不满，他批评学生“横暴”的同时，指责国民党之“先辈”们“犹主宽柔，意使全国秩序不安。如此无政府放任主义，何以能完成革命立国之责任也。”(64) 总体而言，因为“老派书生”的意见，蒋介石在强力对待学生运动的问题上不得不有所顾忌，虽然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南京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的还是一种有限强制的方针。 五、“一世师”心理在蒋介石处理学生运动中的特殊表现 从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蒋介石无论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上，还是内心深处，都充满神圣感，甚至以“一世师”的标准来看待和要求自己：“道德为事业之基础。余为一代领袖，言行举动皆系一世之风化，所关人心，所系立品敦行，不可一时忽也。必须言不妄发，行不妄动，而后乃可为一世师也。”(65)这种身份自认，一方面让蒋介石感觉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驯化学生，左右学生运动的发展走向，服务于政府的抗战大局；另一方面，蒋介石往往又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而大发雷霆，以致于他与学生的关系愈益疏离，最终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失去了弹性。 首先，蒋介石一度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威望去感召、驯化学生，以服务于政府的抗战大局。这一做法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让学生运动获得短时间的平静。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先后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虽然丁惟汾和于右任都曾接见学生，并接受其请愿要求，但学生仍要求面见蒋介石。蒋出见学生，对全体学生训话，告诫学生要持其志无暴其气，并劝告其回校，“时时准备为国牺牲”。学生听后，“齐呼口号退出”。(66)蒋介石认为此次对学生训话效果良好：“下午与上海各大学生五千人训话，约一时，尽皆领受而回，乃最好现象。青年爱国守法，接受痛训，是难得之宝也。”(67)29日，蒋介石继续接见学生，他坚称自己将“与国民共同生死”，同时为自己的政策做解释：“只要我对日宣战，全国国民一定是称赞我，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为什么不这样去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我是不怕死，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存危殆”，而且学生“不断辍课请愿，徒使政府对外策略、时间与精力均受损失”。为此，他要求学生不要分散政府精力，以及影响政府政治与外交之筹划；他还向学生保证：“国民政府是革命的政府，国民政府的外交是革命的外交，望学生同志在革命的纪律之下，信任国民政府，余誓以全力应国民之愿望，争最后之胜利”。(68)整体而言，蒋介石这一阶段靠威望进行的“训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也是比较满意的，学生运动逐渐平静了下来。 其次，在蒋介石得不到尊重和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时，蒋便觉得大失尊严，进而大发雷霆，和学生的关系失去了弹性。11月以后，随着日军活动的加剧，本已平静的学生运动再次高涨。蒋介石希望继续利用自己的身份来左右学生运动。从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的一个月里，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接见学生近20次。然而蒋反复训话中“千篇一律”的内容，让他和学生两方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化。11月17日，蒋介石接见学生请愿团时，情绪开始不稳：“上午到大会对请愿学生讲话，火气过甚，修养不足之故，幸未肇事。青年尚能知感也。”18日，蒋介石办公途中，“见学生集合请愿”的场面，表示“心甚嫌恶”。23日，蒋介石对1700来京请愿之杭州学生表示，要“以诸葛孔明出师表与岳武穆尽忠报国”之态度来应对外侵，终使“闻者动容”。(69)但蒋介石的矛盾心态和失望心理在聚集。树欲静而风不止，学生运动仍有扩大之趋势。25日，蒋介石“闻各地学生来京请愿者益众，并有请缨愿北上杀贼者”，叹曰：“青年爱国之心，固甚诚洁可感，然安知此事关系国家之重大哉!余既历次对学生表示决心与苦衷，何尚不悟哉!”(70)26日，学生再次请愿，不仅请求蒋介石北上救国，还要蒋当众表态。蒋接见学生并表示“决心北上，致命党国，抱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无论如何，必尽力保全领土，捍卫国家”后，学生始散。(71)同日，南京学生又在市体育场举行欢送蒋北上大会，蒋出席大会并讲话，会上还举行了授旗仪式。(72)此时，蒋介石已经多少被学生运动所胁迫，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表示了。27日，蒋又对已经等候了一昼夜的上海学生训话。学生则要求蒋写一手谕以表示北上收复领土之决心，蒋推托不成乃书手谕。鉴于其手谕内容主要系要求学生安心求学、拥护政府、勿越法纪之内容，学生表示不满，蒋当即暴怒。他虽在当天日记中称：“数日以来，对各地来京之学生，接见训话约二万人，可谓用尽精力，以应之。幸未发生事故，且受几分好影响。”但事实是蒋当天惩罚学生“站立二十八小时”。(73)至此，蒋介石和学生都对彼此表示不满，对立情绪滋长。时人认定蒋介石以虚言敷衍，“对请愿学生日为千篇一律之训话”是两者互不相谅之根源。(74) 12月初，北平等地学生如潮来京。蒋介石仍照前接见、训话，试图平息学生运动。(75)但此举已不能得到学生认同，请愿随之变成示威。虽有报道称，此时来南京请愿之学生大多数皆听完蒋及其他政府官员之训话即去，示威者系部分学生之所为，(76)但蒋介石感觉难以应付。12月4日，蒋两次向学生训话，在表扬学生“能领会了解”的同时，也愤愤地批评学生：“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设法制止之。”7日，蒋介石对南京和武汉的学生“训话”后，再次批评学生“青年之无智无礼，殊为民族寒心也。”此后蒋介石对学生批评之语气日益严厉，而学生之情绪更是无法缓解。12日，蒋介石对3000名学生训话时“几受侮辱”，蒋虽竭尽全力安抚学生情绪，并自认“至少四分之三以上学生能受理解感化”，可无奈“极少数之反动学生亦无可奈何也!”14日，蒋再次对请愿学生代表解释其外交政策，可“少数败类横行无忌，毫无礼仪，殊为国家悲痛也”。当天下午，蒋介石“决心辞职”。(77)蒋之辞职并非学生运动的直接后果，但此时学生运动已成为蒋最重要也最为棘手的工作之一。 最后，蒋介石终于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他的权威还没有达到足以安抚甚至完全感化学生之程度。17日，学生运动更为剧烈，《中央日报》社被捣毁，政府和学生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蒋介石的“感化”教育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当即表示：“若不再(再不)制裁，诚欲败坏学风，灭亡种族矣。”(78)此后，学生被强解离京，蒋介石也下野而去。直到次年2月，蒋在反思其外交政策时，仍表示“无智识，无程度之人民，是非不分，利害不明”，“一味要战”，是不明智的，并感叹：“治民智之国易，治民愚之国亦易，而治半智半愚，一知半解之国实难，惟有待亡而已。”(79)这也是蒋介石对自身权威难以获得充分理解和尊重的一种不满表示。 由上可知，蒋介石之身份自认由来已久，而其部下之黄埔学生往往亦唯其马首是瞻，蒋自认其“团体”很有力量。因此，当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时，蒋按照这一思路，希望通过自己的威望、地位和影响来控制学生运动的方向。无如此时的学生既不是自己的亲信黄埔生，也不是惟命是从的门生故吏；同时，学生运动爆发时国内政局动荡，地方派系“趁火打劫”，国际社会无实质支持等因素，都使蒋介石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另外，此时中共党组织力量对学生运动的影响，国民党内部“老派书生”的宽宥心理亦使蒋介石“驯化”学生的做法难以实现。最终，蒋只能以“有限强制”这种双方都难以接受的方式驱离学生而终结事件。此后，类似的学生运动再次爆发时，蒋介石和学生双方之耐心再也没有超过“九·一八”事变后的状态，两者关系的弹性似乎越来越少，往往处于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