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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中国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但是，在一方面由人类学，另一方面由基于藏经文本的古代历史研究所主导的道教研究中，近代道教史直至今日仍旧处在边缘的境地当中。“近代道教史”这一提法，所指的是这样一些研究，即在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道教制度、实践和思想的变革，并且除了利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道教资料进行研究外，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历史性的资料。除了其固有的旨趣外，近代道教史也应当表明，道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性因素之一，在近当代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道教共同演进，并对道教的变革与力甚巨。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目前这一研究领域正在全面铺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介绍这些著作和计划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并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尤为具有研究空间的线索。 关键词：近代道教史;宫观制度史 道教社会史 地方道教史;跨国道教史;道教地图 作者简介：[法]高万桑，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EPHE)道教史讲席教授。 课题：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近代中国宗教的转型与发展”(17JJD77006)。 2011年3月10日，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莫尼卡(ESPOSITO Monica)去世了，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不过，值得欣慰的是，为数众多的出版物相继问世，尤其是刘迅关于20世纪上半叶修炼的近代化运动的著作。[1]这篇历史文献性的论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的。目前，相关研究领域正在快速扩展，通过将其放置在这样一个背景中，笔者希望能够更好地展示他们的学术贡献。 一般来说，中国近代史——一个同时由其研究主题(自18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方法所明确规定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之一。但是，在一方面由人类学，另一方面由基于藏经文本的古代历史研究所主导的道教研究中，近代道教史直至今日仍旧处在边缘的境地当中。通过提出“近代道教史”，笔者所指的是这样一些研究，即，在社会、政治近代化进程这一背景下，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道教制度、实践和思想的变革，并且，除了利用田野调查、口述历史和道教资料进行研究外，尽可能广泛地使用历史性的资料，如档案、报刊、影像资料以及碑文等。 对于希望将道教研究放置在中国研究当中的研究者来说，获得近代史研究方面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除了其固有的旨趣外，近代道教史也应当表明，道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论我们以什么方式界定这一说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社会的本质性因素之一，在近当代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与道教共同演进，并对道教的变革与力甚巨。这一说法也婉转地表明，对于中国社会中的道教维度，大多数近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学家并没有强烈的自觉。尽管许多研究者还在不断考问道教研究在学术界中的地位问题，但笔者希望，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将会与日俱增。 十分幸运的是，正如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出著作和集体研究计划所展示的，这一领域正在全面铺开。本文的目的就在于介绍这些著作和计划中的一些显著特征，并为其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尤为具有研究空间的线索。当然，笔者无法清查所有的书目信息，并且，所做出的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受限于笔者本人的研究兴趣，但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希望能够在目前已有的学术成果中确定一些基本的倾向。 一、研究资料 自1990年代初，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就以令人瞩目的方式获得了长足发展，表现为：1.田野调查的兴起，当然，其本身主要受惠于仪式传统和道教宫观的复兴；2.中国研究者对于道教新的兴趣的产生，这其中包括一些非正式的运动，如新道家等；3.为数众多彼时尚不广为人知的原始资料的出版，自此之后，这些大型的丛书在规模较大的高校图书馆中可以查询到。按年代来说，首当其冲的当属《藏外道书》(36卷，出版于1992年至1994年)，与之相关的解读也引发了众多的职业兴趣或研究计划。 与《藏外道书》以及新近大型丛书中影印重出的数目可观的研究资料相比，以批判性版本出版的研究资料却仍显稀少。因此，一些研究者开始从事收集和编订碑石铭文这一不计收益的工作(在极少情况下，可以获得一些支持)，其来源或者是先前的资料(尤其是地方性著作)[2]，或者是拓片①，或者是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碑刻。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则将资料放在网上(用于唱诵的仪式文本、神降经书以及善书等)，或者是以文本的形式(准此，我们可以进行术语搜索)，或者是以扫描图像的形式。当然，较之佛教以及基督教等，这些可用资料的规模仍旧略显单薄。 对近代道教史研究来说，这些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共同带来了可用资料数量的极速增长。但是，一些领域仍旧缺乏文献资料。首先，道教内部知识的传授主要依据两个截然分开的渠道：公开自由使用的道书，以及专为入道者在其受戒时重抄的手抄稿本及其他道书。时至今日，首次出版的资料汇编都倾向于优先使用印刷本，而非手抄本。②这导致我们对于近代道教的理解产生了一种偏见。即便众多的民族志学者和田调研究者从他们调查的地区收集了很多手抄本道书，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一种一致的研究方式将其归档研究。其次，我们所已有的关于道教仪式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伙居道士这一群体，而关于宫观内的仪式，我们所知甚少(很可能，这并不是我们从资料集中进行选择时所导致的结果，事实上，1949年以前的宫观仪式大部分都已经缺失了)。最后，据笔者所知，当前几乎没有一个关于道教机构的知名档案库，因而，尽管如近代的道教(协)会(从1912年至今，不同的组织形式或前后相替，或相互竞争)的重要性不言自喻，但目前关于道教机构的历史仍旧局限于自上开始的政治视野下的历史叙事。③ 二、研究范式 在道教研究领域中，已建立的最为持久和稳固的范式是帝国晚期的道教衰落说(并且，依据这些作者，这种衰落自宋明时已开始)。对于这一范式的支持者来说，道教在近代的衰落与其在20世纪的复兴遥相呼应，在民国及共和国时期，由于或多或少受到来自官方的自由支持，改革运动也进而带来了道教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运动成功地控制了道教(协)会，着力重塑并突显了道教中的理智主义和反仪式主义价值。④当下，这种范式满足了道教(协)会和官方的主观兴趣，因而仍旧流行颇广。但是，在优秀的研究者当中，他们倾向于为其他更有价值的研究思路留出空间。 因此，关于道教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以历史人类学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开始注意区分长时段内的演变，其中尤以帝国晚期和民国时期为显著。这些演变包含大型宫观结构向农村的插入和渗透，但是，众多研究者并不将其描述为“衰落”，而更加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世俗化这一更有成效的范式的表现形式之一，即便这种范式同样会导致许多问题。[3]世俗化是一个广为中国宗教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⑤在宗教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的用法是认为，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世俗化意味着宗教与其他社会领域(如政治、教育、文化、经济、正义等)的分离；此外，人们还用内部世俗化以指称宗教权威以及制度管理方面的转型，其表现形式为教权化色彩减弱，而集体化意味增强，且世俗民众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然而，除了自上施行的政教分离政策外，似乎并没有强烈的迹象(或者至少就此主题而作的研究)表明这些世俗化的形式可以用来标识近代道教。 不过，中国的道教研究专家却倾向于用世俗化来指称另一个不同的现象和进程，即在一些背景之下，道教越来越多地与大众民间文化混合在一起，且日趋减少地被界定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精英文化。长久以来，道教民间化的观念就被看作是衰落理论的一部分；但相比较而言，在这样一个进程中(不论其现实性和重要性为何)，将民间化分析为世俗化理论的一种形式可以让人们对此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和观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世俗化的历史背景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不同的研究者在提及这种并非或近似道教专用的术语时，认为世俗化进程从宋朝甚至是唐朝晚期就已经开始。然而，极有可能的是，世俗化概念用在近当代的历史背景中更加合适，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1912年之后其上层机构(核心宫观、精英道士)被摧毁以及帝国时期来自国家的保护(尽管有诸多的限制和约束)被取消之后，道教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然，我们在其他地方仍然需要努力地去理解1912年这种毁坏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2006年，哈佛大学专门组织了一场关于此一问题的研讨会，以探讨世俗化背景下道教的近当代转型，并由刘迅和宗树人(PALMER David)负责编辑出版与会论文。[4]两人合写的导言以及其他众多不同的论文都表明，从清末以至今日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即使在受到严格抑制的背景下，道教仍然表现出了一种很强的创新性，其重新创造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大部分相互独立，甚至有时候彼此相互对立。⑥这些多种多样的重创表现形式，明确宣布了线性近代道教史所构想的那种衰落—复兴主题的无效。 此外，就那些对于多样的重创进程颇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说，在如何对道教进行界定的问题上，他们的研究思路也越来越细微和精致，特别关注道教生存于其中的地方宗教文化和实践背景，尤其是其与地方性神明信仰之间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也构成了道教研究中的结构性主题之一。在其所作的关于福建中心地区的研究工作中，丁荷生(DEAN Kenneth)提出将道教描述为地方信仰的“仪式结构”(liturgical framework)：这一论题对田野调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同时也引起了众多的争论。⑦这些争论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道教彼此之间远非一致的近当代转型：在一些情况下，道士被排挤，进而退出了宫观生活和社区仪式；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恰恰相反，他们成功地控制着宫观生活以及社区仪式，甚至使之道教化。⑧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最好的研究方式是，不要将道教和民间宗教对立起来，而是要从彼此间不同的互动形式出发。这也就是为什么，较之预先构想的一个包括或排除整个地方宗教的道教定义，近来许多关于近代道教史的综述更加倾向于将道士在地方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作为立论的出发点。⑨实际上，研究道教和地方宗教是探索同一主题的两种不同方式，并且这两种方式都是同样必需的。 因而，目前许多学者都已经接受认为，一个包容性的、兼顾到诸多宗教表现形式和地方社区生活整体的研究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单独地考虑道教可能会是一个陷阱。事实上，很多中国佛教的研究专家都承认，他们本身的研究领域就颇受此种研究方式之苦，即将佛教从其背景中分隔出来。道教同样有自身的世界观和专属的社会计划，且不会消散于周围的环境中以至于不再发挥自身固有的效力：之所以强调道教，本质上是为了理解某些社会组织形式(尤其是关于社会以及城隍神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若非将其放置于道教结构中的话，恐怕很难理解)。对于乡村背景下的传统社会来说，这是正确的研究方式，当然，对于具有典型近代化特征的大都市来说亦不例外，尽管其通过区分道教、佛教以及民间信仰以对宗教进行重新创造的计划在很早以前就已开始。因而，我们既不能忽略道教植根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和宗教背景这一事实，也不能无视一系列力图将其从这一背景中提取出来并重塑为一个独立宗教的计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