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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道教史研究展望(3)

http://www.newdu.com 2018-09-25 《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 [法]高万桑 参加讨论

    四、研究前景
    快速地浏览了最近的学术成果并疏理了近代道教史这一研究领域之后,在本文的结尾部分,笔者希望指出未来研究中几个可能的方向。
    一份近代道教文本目录
    受惠于中西方不同的研究计划,道教研究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总体上来说,这些计划以描述和分析道教藏经为主,出版了很多参考著作,如2004年由施舟人(SCHIPPER Kristofer)和傅飞岚(VERELLEN Franciscus)主编的《道藏通考》。由于他们的工作,道教研究的景象,一改此前仅从一大批从未涉足过的文本中选择一小部分著名或不著名的道派或作者进行考察的状况,让位于联系更加紧密的整体性视野,并开始初步尝试描绘“经典”道教的轮廓。
    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类型的质的飞跃,也可以让后藏经时期的道教,即所有创作于《道藏》问世的大约1600年之后的道教著作,摆脱不为人知的状况。目前,这些文本都保存在图书馆中,以影印的形式出版(极少一部分是以现代版本的形式出现),尽管仍旧远非现存的所有文本,但其数量十分惊人。一项专门致力于《道藏辑要》(包括300种文本,其最早版本出现于1806年,随后又于1902年进行了扩充和重印)的大型计划正在进行过程当中:这项计划由莫尼卡首倡,并直至去世前一直由她主持,今后则将由她的同事继续下去。(20)尽管与《道藏通考》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如包括一个在网上可用的电子版),其目的同样在于诸如对每一种文本进行详细的描述,以及对《道藏辑要》进行总体性分析等。
    与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相似,在另一个层面上,若有一个关于1600年之后所有重印的道教文本的初步性的目录的话,我们的研究同样会受益颇多。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是要分析如《道藏》或《道藏辑要》这样的藏经(它们有自身的筛选逻辑,有自身的结构,用以界定道教或是某种正统性)。这些最近出版的道教文本集成没有自身的结构和逻辑,毋宁说,它们更倾向于勾画当前可用资料的轮廓,以便为近代道教的研究创造一种研究工具。在这些新出版的文本中,绝大多数未被目前的学术著作所涉及,如同下面这个简单的目录表所显示的,其数量非常众多:
    三洞拾遗
    206种
    藏外道书
    991种
    道藏精华
    107种
    道藏精华录 100种
    道书集成
    384种
    宫观志集成
    1400年之后的84种[20]
    即使考虑到不同文本集成中有重复出版的文本,以及它们可能收入了1600年之前的文本,但同时,还有一批规模稍逊却数量可观的其他集成的存在,因而,一个保守的估计是,在较好的汉学图书馆中,有至少1200种近代道教文本可资利用,只待进一步的研究开发。某些文本在近代道教研究方面打开了全新的视角:记录了围绕道教中以大众为授道对象的修炼方式而组织起来的大型修道团体,或者是一些领导大型慈善以及出版计划的道士。
    这些集成的目录可以在网上公开利用,其中大部分由康思奇(KOMJATHY Louis)以索引这一非常有价值的形式编辑并出版。(21)然而,对研究者来说,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目名单并不足以保证可以查找到与某一主题、作者、既定地点或一段时间相关的资料。因此,对于每一种文本来说,还需要一个数据库,以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如作者,版本(很多文本所涉及的是同一部著作,有时以不同的书名及不同的再版形式出现),与某一组织可能的依属关系,以及文本内容的概述,尤其是对汇集而来的作品和文本来说更是如此。显然,对于那些致力于进一步详细描述这种或那种专属文献集成的更具雄心的计划来说,这样一个数据库可以作为已有的研究基础。
    当然,仅仅是一个此类数据库的想法(关于数据库建立于其上的资料集的编纂问题亦不例外),也会立刻引起关于其范围的界定问题:什么样的书籍可以被看作是道教的?对此已有许多种迥异的回应,而每一种回应在近代道教是什么这一问题上都涉及一种独特的观点。就本研究领域的发展来说,毫无疑问,一种具有包容性的界定是最为有益的回应。
    总之,这样一个数据库,可以让我们不仅了解近代道教文本创作的规模(22),而且包括这些文本的传播。一些至今鲜为人知的出版处印刷或重印了许多书籍,并构成了地方性或全国性的重要宗教文化培养场所。通过记录如上海翼化堂等大型印书处[21],或者是江南、广东[22]以及四川地区[23]其他宗教印书处(不过,极少数是专属道教的)的历史,刘迅和游子安为我们打开了这条研究思路。不过,与近期专注佛教印书处的众多研究相比,关于近代道教印书世界的事情,我们还所知甚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就当代而言,大量道教文本(古代的以及新出的)在网络上的传播,除对研究者是一件幸事外,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现象。(23)
    一部道教毁坏与重建的历史
    或以个人形式,或以集体形式,许多研究者都在从事“传统”宗教的研究,尤其以乡村背景为主,并更新出版了数量惊人的一大批未刊资料。然而,对于道教为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这种传统宗教在20世纪是如何演变的,我们的理解仍旧远远不够:什么东西被保留下来了?什么东西永久地消失了?什么东西又被重新创造出来了呢?[24]即使将当前状况与1900年之前的资料相对比是颇为有用的,甚至询问当事人关于他们曾经见证的变化同样可以推进我们之于近代性变迁的理解,但是,仅仅凭借口述历史并不能使我们充分认识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变化,因而,对于其20世纪的变化来说,一种近代史的研究思路(利用丰富的现存文字资料)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种历史并非铁板一块。就道教的制度来说,其所遭受破坏的方式、时间和程度并非完全一致,不同的进程会导致不同的道教形式。自1912年开始,城隍庙以及其他的中心庙宇(24)就经常遭到毁坏,而大部分的全真宫观却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尽管其庙产已大幅度地被缩减。在这种毁坏的事实历史之外,需要提出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关于宫观制度的回忆,即大型宫观文化的传播,而不论其为全真或正一。很明显,较之1950年代之前,当代大型宫观寺庙中的宗教生活已大为不同,但是,之前的这段历史(再次与佛教历史文献资料相比)并不为我们所熟知。通常,研究者们的做法往往是简化为求助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或40年代日本学者所作的极为珍贵但仍需进一步充实和补足的考察。谢道琳(HERROU Adeline)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一个全真道观的民族志专著[25],并且如其他几位研究者一样[26],她目前也开始收集关于1980年前宫观生活的口述历史资料,应该说,她的研究为我们敞开了一条非常有希望的思路。杨德睿关于当前上海道士的制度性文化(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的研究同样非常具有创新性。这两者都值得进入历史的视角范围当中。[27]
    当然,可能更重要的方面还在于,这种制度文化的变迁导致了仪式的缺失——仪式消失了,不再有人知道如何去施行。在其关于中国北方道教仪式差异这一非常具有原创性的研究中,钟思第(JONES Stephen)通过对比同一种仪式的具体内容在我们今天、在1980年代初以及1949年之前是如何施行的,力图尽可能系统地记录这种消失的过程。经由众多案例分析,他展示了仪式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步地丧失掉其一大部分构成性因素。[28]某些仪式已经被遗忘了20年,其他的或则50年,甚至上百年,但当被复兴时,每一种又经历了各不相同的重新建构和重新创造的进程。除口述历史外(它们在重新创造的工作中也发挥了部分作用),要理解这种进程,还需要了解19世纪末至1960年代这段时间内的道教仪式历史,而关于后者,则是由致力于仪式研究的当代资料来记录(通常情况下仍旧现存)。换句话说,除了无论如何都极为必需的“救急民族学”(salvage anthropology:当见证人还在世的时候,收集口述回忆)外,其学术目的就是去理解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些仪式实践会发生改变并不断地自然简化。此外,还应该包括1980年代以来的重建进程史,因为带领重建工作的这一代人正在远去,很快就会成为当代的仙传人物。(25)
    一幅近代道教地图
    第三条也是最后一条建议是一项集体性、系统性的努力,即绘制近代道教地图,并因此希望,一方面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即关于一些有详细记载的特定领域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基本的观念,另一方面在一种整体视野中,其中关于道教覆盖近代中国的方式我们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飞跃。在中国近代历史方面,地图显得似乎已经过时,但当我们前进至超地方性的阶段时,这并不妨碍我们仍旧需要它并藉以帮助我们进行思考。这样一个计划会产生很多益处,其中,有两项值得首先指出:
    1.理解变化的进程。不管情愿与否,地方宫观在渐进地并入官方道教(协)会的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信仰和仪式的统一化,正如我们之前在谈及地方化和标准化时所指出的。除个案研究外,这种进程还可以通过标识近代史中不同时间点上既定仪式在中国的地理分布而获得理解。比如,为济度亡灵而设的丧葬仪式依不同的传统(铁罐施食、太极炼度等)而各有变化,而这些传统又是依据自身独特的逻辑和网络而传播的。同样,非常明显的是,我们必须依靠已经出版的民族志研究资料来绘制地方仪式传统的地图,如闾山派以及端公传统等。
    2.我们同样应该绘制关于信仰和进香网络的地图,以奠定中国宗教地理研究的基础。这样一种计划之所以是可能的,部分是因为,民国时期的地方性著作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提供关于道教的描述,且其详细程度令人咋舌。[29]此类地图可用来比照其他追溯全国性教权网络——包括全真教(26)和天师道组织——的资料。民国时期建立的各种道教组织,其通常所做只不过在一种与新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形式下,将早已存在的道教网络和地理进行制度化。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今天可以观察到的宗教实践的种种地域性变形的话,那么,首先理解这种历史的层积过程就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方向上,首先迈出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步的是钟思第关于中国北方道教仪式传统的研究,在此,他勾画出了一些遵行相同(亦有细微的差别)、但却与邻近区域绝对不同的道教仪式类型的地区(当然,这种划分独立于行政地理区划)。(27)这种地图可以帮助田野调查学者明确他们进行调查的问题和目标。
    (本文探讨的时间截至2013年,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梳理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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