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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课题组承办的“宋辽金元时期社会思想、教育思想的书写与童蒙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广东理工学院、苏州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余位专家，围绕宋辽金元时期的社会思想、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童蒙文化等相关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交流。 理学思想推动教育普及 理学的阐扬是宋元时期社会思想发展的主线。朱熹通过对“四书”经义的阐发，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儒学道德教化的特色功能，另一方面借助儒学固有的“教—学”“传—习”话语体系和教授模式，为道德实践的落实建构出一套充实、系统、可行的内容和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蔡春娟对元初理学家、教育家许衡的理学思想及教育实践进行了剖析，指出许衡继承发扬了朱熹“日用切近”的实践主张，通过编纂《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等深入浅出的童蒙教材，进一步强化了“小学”“大学”两个教育阶段的连续性；并详细论述了许衡在确立元代国子学规模、理学官学化发展、推动理学传播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随着理学的官学化以及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理学对宋元以后中国社会的文教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基层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改善了地方社会风俗环境，积淀起涵养文化根干的沃土，使理学与社会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广东理工学院教授王建军以宋元时期理学的乡村实践为切入点，指出政府通过创办地方官学等措施，既推动了理学的发展和理学实践的进程，亦催生了认同、学习、传播理学的文化精英群体；为岭南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奠定了基础。 教育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 多个政权的长时段对峙是两宋历史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除特定的地缘政治外，各政权内部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政权间保持长久均势关系的重要因素。理学的兴起与传播，削弱了佛、道二教在中原地区思想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但在辽、金等政权的文教领域，佛教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高福顺从辽代佛学教育发达的原因、运行机制和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辽代佛学教育对政治、社会、生活产生的作用，重点论述了辽代寺院教育、佛学大师大德侍讲、宗教邑社和居家修佛四种佛学教育途径，指出辽代佛学教育是契丹社会教育与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下，契丹社会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佛学教育体系，使得佛教在中国北疆游牧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辽（契丹）、夏（党项）、金（女真）、蒙古（元）等民族政权创造的文化，不仅灿烂而且各具民族特色，这在教育方面也有明显呈现。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程妮娜分析了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儿童教育情况，指出女真民族在创制文字以后，便在其统治范围内推行字学教育；随着中原地区女真人的日渐汉化，教育内容由女真文字转向汉字，但女真内地的文字、语言、教育等方面却保持本民族特色。 除上述阶段性特征以外，朝代更替和社会变迁并没有中断以儒学为主体的教育传承脉络，这在大一统政权的官学领域有着清晰的体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申万里，从教学互动的视角探讨了元代的官学教育，指出元代小学与大学二级教学体制是对“小学立大学之基”“大学收小学之功”的实践落实；而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则经历了从政权建立之初的吏学等实用职业教育，向科举制实施之后研习经典为主的人文教育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