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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中，魏晋经学一贯被视为“中衰时代”。然而，汉晋之际的经学较之两汉虽有一定程度的衰微，但如果从中国经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汉末三国经学上承两汉经学之余绪，下开两晋南北朝经学之先河，是两汉经学向魏晋南北朝经学过渡的中心环节，在中国经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两汉昌盛与今古文之争 “经”字本指“织之纵丝”，后引申为书籍之称谓。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皆有经，但在诸多“经”书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儒家学派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然而此时的“经”尚未专属儒家。直到西汉中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把《春秋》经与“五行”学说相结合，后又经过不少儒家学者的充实和完善，才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经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和理论形态，适应了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并在之后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此以“经学”为主体的儒学也得以超脱于其他诸子而受到独尊。在经学内部，这种强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今文经学便成为汉代经学的主流学派，西汉所立博士全为今文经学，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14家今文博士的设置，标志着今文经学达到了繁盛的阶段。 西汉末年，刘歆在整理内朝秘府藏书时发现了《古文尚书》《周官》等一些古文典籍，由于这些典籍是用古籀文之类的先秦文字写成的，故称之为“古文”经，而与之相对应的“今文”经则是用汉代通行隶书书写的典籍。今古文经本来只是文字、篇目的一些差异，但后来却在对孔子和六经的看法、依据的材料以及研究方法、原则等方面衍生出诸多分歧，两大学派互相攻讦，水火不容。古文经学虽未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在东汉时期一直以“私学”的形态发展着，涌现出诸如郑兴郑众父子、贾逵、服虔和马融等大批卓然有成的学者。古文经学对现实政治的依附性较小，其学者大多又能博通群经；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学却受限于严格的师法而开始没落，可称述者只何休一人。何休好《公羊》学，除《春秋公羊解诂》之外，还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而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则著《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驳斥何休。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今文经学成为经学在民间的主流学派。 汉末丧乱与荆州学派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东汉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之后董卓作乱，军阀割据，两汉盛行的传统经学已经不能适应时势的变化，道、法诸家趁机兴起，试图为统治者创建一种新型的理论体系，用以代替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从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其中以太平道起事的张角和信奉五斗米教的张鲁是典型的代表。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汉末丧乱之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张角在全国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张鲁也在汉中成立独立王国。虽然后来张角、张鲁相继覆灭，但道家思想却在魏晋时期继续发展壮大，并对玄学的兴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外，在两汉一度被压制的法家学派也在汉末得以抬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诸葛亮治蜀期间也崇尚严刑峻法，斩马谡、废李严，“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同时，无论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其自身的流弊也逐渐显露出来，传统经学日益陷入支离蔓衍、琐碎繁杂的泥潭之中，面临着亟须整改的严峻局面。经学内部各学派间的壁垒渐渐被打破，“家法”变得不再那么严格，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兴起，学者不再严守一经，而是博通今古、兼习数经。另外，由于中原战乱，太学教育几近停滞，官学的衰弱反而在客观上刺激了家学、私学的兴起。许多士人流寓偏远地区，开堂讲经，教授子弟，逐渐形成了荆州、交州、辽东等几个区域性的学术中心，它们与中原、巴蜀、江东等地共同构成了汉末经学的整体布局。这些不同地域的割据政权统治者大多重视儒学，广招贤士，希冀这些文化精英可以重建儒学体系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经学在各地的推广与普及，为之后的西晋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以刘表、宋衷等人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改写《五经章句》，删繁就简、刈除烦重，“谓之后定”，对“义理”这种更为简洁明快的新型解经方式进行了初步尝试，是由旧学向新学过渡的典型代表，对之后经学的发展以及魏晋玄学的兴起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