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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初建与郑王之争 汉末纷争的局面一直持续到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战败，刘备势力迅速崛起，军阀混战渐次转变为魏、蜀、吴三国鼎立。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国。次年刘备在成都登基。229年，孙权也随之称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三分天下的时代。而随着各国政权的稳定，儒学的恢复也逐渐被提上日程。魏、蜀、吴三国都在积极招揽人才，力图复兴经学，其中又以曹魏的成就最为明显。先前流寓到各地的士人渐渐回归，为各国儒学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研习新学的荆州学派传人也为新生国家带去新的学说，为之后玄学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王肃的出现也使经学内部分裂成郑、王两派。此后，“郑王之争”在经学史上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而蜀国和吴国因为地处偏远，受中原学术和思想氛围影响较小，故其经学仍大体沿袭东汉之旧。其中蜀汉经学主要受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一方面修习官师之学，如董扶善《欧阳尚书》、张裔治《公羊春秋》、杜琼著《欧阳章句》、孟光好《公羊春秋》；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开始研习古文经学，如许慈善郑氏学、博通五经，来敏善《左氏春秋》，文立治毛诗、三礼，而“耽古笃学”的谯周更是研究六经，成为蜀汉经学之佼佼者。除了兼容并包，蜀国经学还有崇尚阴阳、谶纬之学的特点，如任安“究极图谶”、谯周“兼通图谶”。吴国经学也承继两汉余绪，有治今文经者如虞翻、陆绩，也有治古文经者如张昭、潘濬，还有兼治今文和古文者，如张纮、薛综。与魏、蜀不同的是，孙吴统治者出身寒门，因而，吴国直到永安元年（258）才下诏设置博士，然其时离被灭已不远，且孙皓当政后残暴不仁，遑论经学建设，故东吴经学之发展实赖虞翻等大儒兴办私学的推动。 西晋一统与正始玄学 魏明帝景初三年（23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夺取曹魏政权。263年，司马昭出兵灭蜀。265年,司马炎废曹奂，建立晋朝，东吴则在280年被灭。至此，三国时代结束。在这段时期内，蜀、吴两国的经学没有太大变化，但中原经学却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一方面，郑学与王学的斗争仍在继续。这种对峙的局面到司马炎即位之时有所改变，由于王肃的特殊身份，使得王学在晋初被立于学官，取得暂时性的胜利。西晋初年，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是自汉魏以来《左传》学的一次大规模总结，后来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为了重振儒学，魏国在正始年间刻立了“三体石经”，首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古文经的地位予以承认，同时将经文用石刻的方式记录下来，对经学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后世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另一方面，由于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的出现，魏晋的学术界风向为之大变。他们抛开汉儒寻章摘句的解经方式，采用义理的新方式来解释经典，分别撰写了《论语集解》《老子注》《周易注》等著作，在魏晋的学术界提倡玄学，开一时之风气。 儒、玄两派由对抗到交融的最终结果是玄学消亡，儒学在经历了玄学化的过程后，反而获得了新生。两汉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在汉晋之际虽然遭到道、法诸家以及玄学的猛烈冲击，但并未就此消亡，相反，却能不断吸收其他学术流派的精华，用以充实、改造自身，最终完成儒学的玄学化，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时势的发展。汉晋之际的经学不仅仅是对两汉传统经学的批判与继承，更是对其不完善之处进行的改进与修正，为之后南北朝、隋唐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经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唐初孔颖达主持编订的《五经正义》正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两汉、魏晋以来的解经成果，形成了清代《十三经注疏》的雏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