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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带一路”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几乎在相同节点的提出，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大好发展机遇。虽然“一带一路”战略和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有着耦合统一性，但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目前依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核心驱动力不足、“半城镇化”问题突出、民族文化被边缘化、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等问题。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家要做好顶层设计，构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创新模式，在城镇空间布局、产城融合、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方面寻求对策，推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关 键 词：“一带一路”；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 作者简介：张雪瑞(1978- )，男，内蒙古包头人，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8)01-0074-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有超过5亿的农民从农村走进城镇[1]。随着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我国开始步入城镇化建设快速增长期[2]。几十年来，城镇化已经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以及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尽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3]，但由于典型“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的存在[4]，我国城镇化建设在推进方式、实现途径、表现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不平衡态势[5]：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落后不仅仅体现在“量”的层面，更体现在“质”的层面，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多年来“地”的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严重滞后，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极大差异[6]。正是出于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国家几乎在相同的时间节点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这对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双重发展机遇。对于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不仅仅是区位地缘优势，更是基于全局发展、整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开放合作理念[7]。在新的战略布局中，民族地区将通过资源要素的跨区域、跨国境自由流动，打破“空间受限、潜力有限、资源局限”等发展困局，逐步构建起以资源禀赋优势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纽带，以市场扩展为推力，以发展平台构建为依托，以合作共赢与互动发展为指向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8]。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我国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耦合统一性 我国民族地区与“一带一路”战略有着颇深的历史渊源，丝路经济带中以北线、中线、南线为代表的三大经济轴线及其辐射空间几乎覆盖了我国大多数民族地区[9]，从地理空间看，既包括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等省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散居区，也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辐射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云南、贵州等省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散居区。从经济发展层面看，“一带一路”框架下正在形成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蒙俄、中巴、中国—中南半岛、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贯通及辐射了中国大多数民族地区。在整个“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民族地区依托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将会发挥多元化的重要作用，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丝路经济带核心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是丝路经济带战略支点、甘肃省是丝路经济带黄金段、内蒙古自治区是丝路经济带北线重要区域、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和新枢纽、云南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贵州省是连接“一带一路”的战略通道。“一带一路”战略将会构筑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促进民族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合作的方式创新，特别是通过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推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10]。 “一带一路”战略则是从对外经贸文化开放的视角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活力，而新型城镇化则是立足国内视角来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因此对于民族地区发展来说，新型城镇化和“一带一路”战略是并行不悖、共同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推进”的原则，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内容，以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内涵增长”为发展方式，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机制保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城乡一体的城市中国[11]。而在新常态背景下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中国的最终建设目标，首先，新型城镇化应当重新建构中国地域生产力结构，形成以“主体功能区—大城市群—大都市圈—核心都市”以及城镇网状地域系统为核心的梯度集团化的城市竞争和协作。其次，新型城镇化应当实现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变革和“文化转向”的价值诉求，即通过“农民职业化”“农民市民化”“人的城镇化”等具体手段构建真正和谐的“市民社会”[11]。另外，新型城镇化应当创造性地制定发展战略，调动各方积极因素[12]，注重文化保存与创新，在包容和开放中实现文化保护性开发与开放保护性的相互融合[13]。对于原本在传统城镇化建设中就处于落后水平的民族地区来说，新型城镇化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的导向，使其有助于摆脱同质化、粗放、畸形发展的格局，凸显地域性、民族性和文化性，从而与“一带一路”战略倡导的文化多元发展观点高度契合，而且能够积极推动沿线边境口岸地区的发展壮大[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