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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问题 虽然民族地区幅员辽阔，但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除了受到自身气候条件、地理形态等因素制约以外，长期受到国家“向东倾斜发展”等“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因而城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八个民族省份(除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人口比重均低于全国水平[15]。20世纪末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西部城镇化建设落后的局面。现阶段“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依然任重道远[16]。 第一，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首先，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在几个民族省份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处于领先地位。2015年，内蒙古全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4.16％，城镇常住人口比重达到60.3％。这种水平不仅在民族地区居于首位，而且两种比率均比全国高约4个百分点[17]，属于全国十强行列。其他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则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均不足30％，有些民族地区甚至出现了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减少的趋势[18]。其次，同一民族地区内部城镇化发展不平衡。比如，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城镇化率达到63.7％，而果洛、海南、海北等藏族自治州的城镇化率还达不到30％[19]。在新疆、广西、云南等地同样存在着首府或省会城镇化率“一枝独秀”的现象，即使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内蒙古自治区也是如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明显好于兴安盟、锡林郭勒、乌兰察布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地区[20]。另外，不同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各个民族的人口城镇化率存在巨大差异，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甚远，2005年城镇化率最高的俄罗斯族(81.36％)是城镇化率最低的傈僳族(4.34％)的近20倍，2010年俄罗斯族(84.59％)是傈僳族(10.76％)的近8倍[21]。 第二，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不足。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在于依托科技进步的农业现代化和结构合理的非农产业发展以及包容开放的城乡一体化社会文化机制，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第二、三产业的驱动，然而长久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主要依托基于行政政策干预的土地扩张模式。这种粗放、质量较低的发展模式使得民族地区接连出现了众多“新建鬼城”“大跃进城镇化”“袖珍城镇”“城中村”等数量与质量脱节的畸形城镇化现象[22]。据最近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经济活动均以现代化不强的农业为主，其中傈僳族、苗族、东乡族等民族中超过90％的人口都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很难为城镇化发展解放出富余劳动力，使得民族地区的不少城镇陷入“有城无市”的尴尬局面。即使在一些工业化较为发达的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也难以摆脱“空城计”局面，比如依托资源开发兴起的鄂尔多斯、二连浩特、阿勒泰、阿拉尔、格尔木等地出现了太多经过多年开发而却无人落户、入住的工业区和住宅区，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当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在于民族地区城镇一般没有发达的第二、三产业。没有发达的第二、三产业作为支撑，即使民族地区有富余的农村劳动力，他们也难以通过对应的就业岗位融入真正的城镇化生活中。这种没有健康产业驱动的“低水平、高速发展”城镇化模式显然是“冒进化”的，具有空间失控、就业隐忧等诸多风险[23]。 第三，“半城镇化”问题异常突出。在全国城镇化热潮的带动下，虽然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中隐藏的“半城镇化”现象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谓“半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换过程中一种不完全的城镇化状态[24]，表现形式为空间半城镇化和人口半城镇化[25]。首先，民族地区的相当一部分城市是依托矿产资源开发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即城市大部分空间区域是工业地带，只有小部分空间才是真正的居民区。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随着资源开发热潮的渐趋冷淡，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撤离这些“资源开发驱动型”城镇，加剧了固有的“空城化”状况。其次，不少民族地区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城镇化建设号召，置地方实际于不顾，通过“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等简单粗暴措施增加城镇人口[26]，也造就了人口不足千人的众多“袖珍城镇”。虽然城镇数量增加了，但这些“袖珍城镇”基本没有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根本没有摆脱原来的“贫穷”状况。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社会经济待遇的偏差和“农村生活思维方式向城市生活思维方式转变过程”的长期性[27]，“人口城镇化”问题难以解决，很多民族地区出现了“进城不落户”“城镇居民回迁农村”等典型“逆城镇化”现象[28]。这种“非农、非城”的“两栖”生活状态既不利于城镇化的推行，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29]。 第四，民族文化被“边缘化”现象严重。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学习、积淀与创造出来的生活方式[30]，这种生活方式既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各个民族赖以生存延续的精神基础。然而，目前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运动却给民族文化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使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日趋边缘化，逐步走向衰落或湮灭的境地。现阶段我国城镇化依然是以“异地城镇化”为主流发展模式，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水平落后更是如此。从民族地区走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经常、也容易受到现代主流文化的影响，不仅于外在层面通过改变着装、饮食习惯、民族建筑风格等手段来迎合“外界”主流文化，而且于在层面会通过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等手段逐渐失去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31]。 随着大批青壮年的外出，民族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城镇“空心化”“空巢化”现象，这样一来，民族文化传承就会出现后继乏人的问题。孕育民族文化的土壤一旦发生改变，民族传统文化就很难延续发展，相反新型的带有“城镇”烙印的外来主流文化元素开始融合并解构民族传统文化[32]。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虽然竭力保护传承丰富的民族文化，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还是出现了明显的“文化变异”现象，比如具有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金平县、屏边县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只是凸显了口岸边境特色和自然风光，而没有有效彰显苗族、彝族、傣族等独特民族文化[33]。在壮汉苗彝仡佬族聚居的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几乎没有一条街或一栋高楼具有民族特色设计风格，也鲜见具有民族元素的图腾、吉祥物等图案，沿街重要路口也没有民族文化的标志性雕塑[34]。 第五，生态环境退化问题严重。民族地区大多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带”，抗干扰能力弱[35]，在粗放型的城镇化建设中更是不堪重负。以开发资源为驱动的粗放型城镇化更多的是攫取自然资源，而很少去反哺或弥补生态环境，使得原本脆弱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日益脆弱，甚至付出了惨痛的生态代价。比如我国重庆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了“工业兴县”，极力倡导大工业、大招商、大发展的道路，结果使植被大面积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大量田土荒漠化、石漠化；工业废水、废弃物的排放，导致环境恶化，生态失调[36]。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在民族地区具有普遍性，比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湿地大面积干涸、草地“三化”严重、地质灾害因素增多、水土流失加剧等生态环境退化问题[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