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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F.H.金与中国传统 美国土壤学家F.H.金在1909年对中国的考察，不单用现代科学揭示了中国有机农业的持续性问题，而且对江南细微处的景观作了细致地观察和理解。他的《四千年的农民——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是一本伟大的学术专著，出发点是解决世界性农业问题。他在研究技术形态的同时，也对江南田野的景观有详细地记载和研究。(36)他的观点与中国古代农学家不谋而合，契合了中国传统的农学思想。 金用照片见证了吴淞江两岸狭长而陡的山坡地上的光秃景象，这种景观也是罗斯所描述的那种景观，他看得更为仔细，也知道江南发生的强人口压力与燃料危机。“那里的树木沿着山坡呈带状分布，树龄在2-10年之间。它们与垂直边界地区不同年龄的树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些特别狭长的地方还不足两根木棒宽，其中一个地方的树木最近被砍伐光了，我们沿着这儿走了很长一段跑离，看见周围的松树生长状况非常好。在一片30×6平方英尺的土地上，树木多达18棵。在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被砍光了，连树桩和粗大的树根都被挖起来用作燃料。”这种砍伐使古代的森林更加减少。近代上海的兴起与人口聚集引起的燃料需求大规模增加，林地破坏普遍存在，虽然当时也有植树造林和林地的维系更新。在上海吴淞江西岸的山丘上，他看到，“许多人挑着扁担将一捆捆的树枝运下山去。我们就山坡地的造林计划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树根能回收利用使广泛地挖掘树根成为必然，树根被挖起后，新的树苗便能够迅速成长。因此这儿并不需要大面积地种植树木”。一般家庭有培育松树苗的苗圃，苗圃处的树苗生长，异常迅速。(37)他的描述似乎在纠正李希霍芬的陈述，想说明虽然中国的山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人们也正试图恢复这种山林生态，他的目的是想说明东亚的农民更具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金发现东方的田野时空是一种拥挤的时空。这包括一年四季集约化耕作，田野的自然景观在农业集约化下产生的复杂度。正是这种集约化空间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经营，西方大农场那种整体景观没有出现。华北有间作与套种，江南有各种各样的灌溉河道与小水塘，地面上有各种积肥设置，秧田与插秧田景观各有特色。他在浙江看到一块刚刚整理好的稻田，准备插秧。田被整理过，挖出的泥土被弄成了粉末，然后与泥浆混合在一起。这种挖土填土的过程，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再平常不过，金却视为一种独特的农业经营。有序的插秧人群，也成了他关注的对象。水车灌溉，运河旁的水车棚，也都是他欣赏的对象。(38)古代文人也对这样的稻田与人群进行过赞美，小农经济与江南地貌结合，孕育出陆游和范成大的田园诗歌。当时的江南田野，生态未遭大规模地破坏，适合士人审美。南宋的楼璹在临安做於潜县令时，访问田夫蚕妇，制成耕图二十一幅，织图十二四幅(39)，此为《耕织图》。《耕织图》本身说明了农村一般农民的审美关注，与此同时，《耕织图》中的景观，特别是农夫、田埂、稻田、秧苗以及家庭内的织机，也是士大夫的审美对象。农夫在有风格的田野上耕作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朴拙之美，这种美为中国各阶层所共通，也为西人所欣赏。 田野中的积肥景观是江南集约有机循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农业的生态系统维持中，积肥不可或缺，但这部分景观被传统的中国文人抹去，因粪屋与便缸景观不雅。不过江南古代农书的作者们却重视这类设施。陈恒力对南宋陈尃《农书》中所讲农居之侧的粪屋有所复原。《补农书》讲调了肥壅的重要性，记了“粪窖”和“粪潭”等设施。尽管如此，陈恒力认为古人并不重视积肥设置，北方的粪堆积于屋外，南方的粪缸露天放置，会受到雨冲日晒的损失。陈认为西方人更重视这类设施：“我曾听去过比利时的同志说：比利时人口众多，已耕地少，农家特别重视积肥设备，做成大粪池，用水泥抹墙，上也有盖，不使人粪尿一点损失，又讲究保肥料的质量。”(40)其实，中西方常常相互误解，金与西方农学家就对中国古代的粪便处理有很高的评价。金描述的这一部分景观，不是批判的眼光，而是欣赏的眼光。这一部分景观，连士人都视为不雅，西方人士却认为中国的粪便处理有益于公共卫生。金引斯坦力博士1899年的讲话说明中国经验：“从中华民族诞生以来的3000或者4000年间，中国的出生率一直都显著地超过死亡率，且中国的卫生情况比中世纪的英国要好得多。家庭卫生的主要问题是每天打扫房子，假如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又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那就更好了。极富文明的西方人焚烧垃圾，将污水排入大海，中国人则是将两者都用作肥料。中国人不浪费任何东西，并且总是将神圣的农业职责铭记于心。对细菌的研究工作表明，处理人粪尿和生活垃圾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们埋在干净的土壤中自然净化。”斯坦力博士认为上海没有什么必要建设西方式的卫生系统，中国传统处理方法即可。(41) 金的价值判断往往也与江南乡下人一样，松江与上海的农民可以辨析土地粪力。同光年间的《吴下谚联》有言：“粪，所以美土疆。清者力薄，浓者力厚，此自然之势。何松江之一清水者，反胜于上海之浓厚，以铁搭坌取者乎?盖上海土高宜麦，与华、娄产稻之乡异。松江人每嘲为东乡吃麦饭，故其粪无力。松江人心思尖锐，不似上海人直遂，上洋人每嘲松江人从肚肠中刮出脂油，故粪虽清薄而有力。”(42)作为20世纪的美国农业土壤学家，金对人们的施肥和耕作有特别的观察。中国古代的农书和农谚中都有对农民施泥肥重要性的阐述，金也详细地记载了昆山和嘉兴一带农民挖河泥并堆叠到稻田或桑基上的情景。他观察到河边田地每英亩的淤泥堆积量达70吨。淤泥堆于河边，形成有坡度的田块。一些地区的淤泥堆于路边。上海附近，他看到人们利用退潮和涨潮之间的空隙从苏州河里挖淤泥。“农民还告诉我们每两年这些淤泥就会被更新一次，要是能够获得一些其他更便宜的肥料，更新的周期就会更长。”在嘉兴南部，“淤泥在田地的表面形成了一个2英寸厚的松散保护层，下雨的时候淤泥在雨水的冲击下会变得更加坚实。雨水会携带一些泥土而来，这些泥土在地面堆积的厚度不超过一英寸。因此，每英亩桑园土地的重量可能都超过120吨”。游历上海、嘉兴和杭州时，他发现：“这些土壤是从农田周边的沟渠里挖出来的，之后它们被堆放在河床沿岸。据我们判断，运河里的泥沙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它们可能吸收了石灰、磷酸以及碳酸钾等水溶性物质。据一些农民判断，它们也可能在水中经历了生长或者发酵等过程。正因为这些变化，人们调换土地的劳动才有了价值。将土壤堆放在河岸上，是为了方便用船将它们运送到桑园中去。”(43)为了一点肥力，人们在搬运大量的土壤，土壤景观处于这种不断地被折腾状态。土壤的堆叠，可以快速地影响小地貌环境。徐琪指出：“在圩田地区，除开沟排水外，大量施用河泥，垫高田面，以逐步降低地下水位成为改土的主要措施。根据当地施用泥肥习惯，以每年每亩施用河泥40～50担(约合4000～5000斤)估算，每六七十年即可垫高一个耕作层(20厘米厚)，每三百年大致可堆迭成一个1米厚的土剖面。”(44) 嘉湖地区的桑基农业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华。这种农业可以塑造美丽的河网、水塘、桑树和采桑女的景观。农民精明地经营着桑基农业的空间。外国考察者经过运河时，只看到桑树景观，没有细致考察农业的形态。金博士对桑树进行了考察，他的研究与中国传统农学家十分相似。明清时期的江南农书讲到的拳桑被金用相机拍到，他看到三排桑树与两边的稻田相间的景观，还看到一些刚刚修剪过的老桑树干和刚刚长出第一季桑叶的桑园相并排。他对桑树的观察是植物学家式的：“树上的长枝是由去年的嫩芽长成的，而且它们上面的桑叶至少已经被采摘过一次了。在长势良好的桑园里，树枝可能长到2-3英尺。”他看到的桑树，大多具有12-15年的树龄，“树枝的末端能不断生长主要是因为每年都会对树枝进行修剪。树底下的土壤上覆盖有一层厚厚的刚绽放的粉色苜蓿，之后会将它们埋进土壤里，它们就会为土壤提供氮和一些有机物质，腐烂之后它们还会释放出一些钾、磷和其他矿物物质作为植物养料”。(45)桑树景观经不起战争摧残，桑蚕业需要的积累比较多，战争环境下，养桑的时间较长，投资没有即时效应。愈樾发现他的家乡湖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难以养桑。“吾湖蚕事，甲于海内。而兵兴以来，受害最酷，菱湖、荻港等处，向称蚕桑渊薮，而村落化为邱墟，人民转于沟壑，几乎靡有孑遗焉。意者积数百年养蚕之孽而发之一旦乎?”在这种情况下，“广种桑树，不如多植木棉”(46)，正是这一战争环境，导致了桑地景观的变化。 嘉湖平原的人们挖河引水蓄水，不断地堆叠土壤，扩展桑地面积，地面变得高低不平，这种高低不平有一定的美观度。建房的房基高低不平与挖池后形成的桑竹种植相配合，形成一种美化。“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种田之亩数，略如其池之亩数，则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不可通于沟，通于沟则妨邻田而起争。周池之地必厚；不厚，则妨邻田而丛怨。池中淤泥，每岁起之，以培桑竹，则桑竹茂而池益深矣。”(47)种桑竹、培房基和桑基，美化了田园与房屋。陈恒力认为明末清初的旱地和稻田的平整程度比20世纪50年代好得多。他在杨园村发现：“桐乡县杨园村一带的地基比田面一般高六、七尺，低的三、四尺，高的十余尺。事实上从那时就已开始使整个地形复杂化起来，一是使地基高，一是使池塘深，一是使田面小。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设计，在一个小地段内，使田、地、池错综起来，就形成了地面的高低不平。”(48) 清代以来，蚕桑大利，农民的培土热情日益加高，桑地扩展，景观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金看到的挖河泥与土地不断地被折腾的状态，是长期以来的一种活动。肥力决定了地表景观的变化。生活于18-19世纪的钱泳曾指出：“增筑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菼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罱泥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隄岸坚固矣。”在这一过程中，取别处之土以增圩岸。“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筑之，或罱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无从取土，则在田中开一塘，挑泥增岸，盖农人每以粪壤为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实之，并无妨于田也。”(49)挖河泥的过程，伴随着水塘与河港水利设施状态的维持。金看到桑基农业所呈现出来的小规模景观特色，桑基鱼塘是河港末端发展的结果。照片中河道有船，河岸上有成排的桑树。无桑树的区域为蓄水池和水塘，河渠连接着水塘，“它们之间通过表面沟渠和运河相连”。水塘与河港相连，水塘的淤泥可以肥田，他也看到水塘与小路的景观。(50) 随着土地升值，田园规模减小，大量士子在小生境基础上寻求环境怡情。张履祥提出凿池形成小环境，在小环境基础上精细经营，以此形成士绅的优雅生境。这种小生境也需要很高的成本，池塘边种桑竹，然后筑室。“筑室五间七架者，二进二过，过各二间，前场圃后，竹林旁树。桑池之北，为牧室三小间，圃丁居之。沟之东，旁室穿井。如此规置，置产凿池，约需百金矣。少亦需六、七十金。其作室亦需此数，非力所及也。积渐废产以置产，约略相当，作室则全无措手矣。”(51)这种耕读之境需要士人家庭的长期积累，还需要小农的种植与经营经验。水塘在嘉湖地区是用来抗旱蓄水的，也被农民巧妙地利用到生态循环中，因此农民视小水塘为宝。这种经验一直得到持续。在海宁县袁花公社，集体化时代有“弯弯曲曲的沟渠七高八低的田地；零零星星的田壤；稀稀拉拉的专桑(专业化桑园)；七零八落的溇潭；继继落落的河浜；东分西散的住房”之说。1970年代的档案曾这样说：“溇潭多，河港少。田间积水多，地下水位高。小农经济看作‘金饭碗’的溇潭一千四百零八只，面积达一千五百五十九亩三分。”90％以上的渠道是弯的，水乡特色强烈，水网末端非常复杂。明清时期的破碎化与圩田小型化演化，形成了有特殊生态意义的小水潭。(52)这种小地貌上的自然生态循环，构成小农的金饭碗，是小农稳定的生态基础。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景观与当时集体化时代的制度体系不吻合，致使这种小型的生态景观在集体化时代逐步消失。 田野中泥土小路，是古今中外的审美主题之一。江南的小路与圩岸一体，加上小桥流水及其与周边植物配合，有着非同一般的美。小路的复杂，应该是个体地块产权分散的一种表现。在艺术作品中，士人突出小路的田园风光审美。在修路时，道路的占地，需要得益的小农有共同的认同并且捐出一段路面，“农民为修筑道路而捐出的土地都不会是笔直的，因此，所谓的乡村道路就是逶迤曲折，比两地的直线距离增加了一半的长度”(53)。明恩溥曾经描述过乡村道路那种缺乏养护的状态。在北方，人们不向道路提供泥土，路面很快低于周边的田地，再加上排水时人们向道路排水，由此道路会成为死水河沟。(54)江南的路多是圩田岸，明显地高于田地，经过较大河流时有优美的拱桥，远比北方乡村更有诗意。麦嘉湖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道路的国家，没有路权，大家都使用时便是公共的。他认为自然的路是最好的。小路弯曲，使人迷惑，是一种防御外人的手段。“大自然不赞成这些正儿八经的大路，于是通过风霜雪雨，通过杂草蒿莱，通过野花和灌木，竭尽全力让它们与周围世界的美协调一致。”小路在雨水时泥泞，是其生态性的一面，于人不便，却是生态的，可持续的。“雨一直在下，小路在那些优雅地弯向路面的低垂的稻穗中间蜿蜒穿过，形成完美地弧度。它只有一英尺宽，即便是在晴好的天气，脚底下也需要相当的稳定性，才能避免滑入那黏糊糊的污泥中。”他认为中国的小路不像西方那样被用于审美目的，他也认为具有审美景观价值的是那些桥。(55)其实，士人文化有深厚的小路与小桥的审美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