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重建“四玄”经典系统 只要超越儒家范围来考察“原典”所指称的知识对象，我们便会发现，回归原典的运动不仅发生在经学史上，它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自我更新的有效方式。如魏晋的“三玄”，乾嘉以降段玉裁的“二十一经”、龚自珍的“六艺之配”等，都突破解经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的局限，把要升格的经书扩展至子、史、集部，表现出改子书为经，甚至是改史书、集书为经的倾向。回归原典的目的不只在修正经书与经学之间的疏离，建构新的经学体系，且寄望于新体系能够赓续传统，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维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感。这在20世纪初，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陷入危机的年代，在儒家经书与经学倍受冲击的时代，是尤其迫切地需要解决的文化议题。然狂热的保守主义者必要复古而尊儒经、立孔教，激进的西化论者则要把古书扔进茅厕而全盘地仪型西学，章太炎则在古今中西之间谨守中道，他通过回归原典的方式，重建了“四玄”经典系统，以回应复古派的孔教说和激进派的西化论。 1916年春，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的章太炎，辑录他与弟子吴承仕论学的语录，共167则，汇编为《菿汉微言》(以下简称《微言》)。此书内容涵括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诸多领域和问题，如佛学、孔学、老庄学、宋学及典籍、史学、文学、音乐、音韵、数学、历算、医学等，内容似乎过于庞杂而无中心，实则自有其一贯之道。书中最后一则自述学术思想变化之迹，曰： 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明作《易》之忧患，在于生生，生道济生，而生终不可济，饮食兴讼，旋复无穷。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譣(一作“验”)之谈。又以庄证孔，而耳顺、绝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阶位卓绝，诚非功济生民而已。(20) 这段话表露了章太炎作《微言》的目的及其宗旨，乃至规范了章氏晚年思想的发展理路。他早年分别经传时说，《论语》是孔子私家之书，属于解经类传记，不可称经。如今重读《论语》，始知文王作《易》所表现的忧生民如何“生生之道”，唯有孔子的《论语》最能体会而发明之，故“唯孔子为知文王”，亦唯《论语》是与《周易》一脉相承。孔子《论语》的耳顺、绝四等义旨，流衍而为庄子哲学，要“以庄证孔”，然后孔学乃“居然可明”，故《论语》与《庄子》也是一脉相承的。 因《检论》修订于章太炎幽禁龙泉之时，其述作时间与《微言》相近，故《检论·订孔下》有意思相近的话语。其文曰： 往时定儒家，莫若孟荀，私以《论语》晻昧。……逼于舆台，去食七日，不起于床，然叹曰：余其未知羑里、匡人之事!……始翫爻象，重籀《论语》诸书，臩然若有寤者。圣人之道，笼罩群有，不亟以辩智为贤。上观《周易》，物类相召，势数相生，足以彰往察来。审度圣人之所忧患，与其卦序所次时物变迁，上考皇世而不缪，百世以俟后生群盗而不惑。洋洋美德乎!诚非孟、荀之所逮闻也。诸所陈说，列于《论语》者，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锢铸，所谓大道固似不肖也。……道在一贯，持其枢者，忠恕也。……体忠恕者，独有庄周《齐物》之篇，恢恑谲怪，道通为一。……兹盖老聃之所流传，儒道所以不相舛误，夫何晻昩矣哉?(21) 章太炎自我反思说，早年以为《论语》的义理幽晦不明，不如《孟子》、《荀子》。晚年重读《周易》、《论语》，始知文王与《周易》之道，诚非孟荀所能体察，唯有孔子及其《论语》才是真正地承袭圣人之道者。圣道是一以贯之的，其中心思想即为孔子的“忠恕”说；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唯有庄子的《齐物论》篇最能体会和发明“忠恕”之道，而庄子哲学又是“老聃之所流传”，故老庄之学与文王的《周易》、孔子的《论语》是“道通为一”的。 章太炎在上述两则材料中，表达了一种新的构想，即文王、孔子、老子、庄子及其所代表的著作《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这些人和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一贯之道是“无我”。章太炎在《微言》及其续篇《菿汉昌言》(以下简称《昌言》)里，反复地申述道： 无意则我不立。文王、孔子所明一也。(22) 老以诏孔，其所就为无我；孔以诏颜，其所就为克己。授受不爽如此，而儒者多忽之。(23) 诸胜义谛，非老子不能言，非仲尼不能受，非颜回无与告也，所谓传正法眼臧者欤?(24) 仲尼所以告颜回者，亦曰“克己复礼”而已，正本老子义耳。(25) 庄生传颜氏之儒……此与克己相应者也。……人我与法我同尽，斯谓“克己”。(26) 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27) 凡“文王、孔子所明一也”、“老以诏孔，孔以诏颜”、“老子授仲尼”、“仲尼告颜回”、“庄生传颜氏之儒”、“传正法眼臧”等语，呈现了一个文、孔、老、庄等“四圣”的传道脉络，这与韩愈《原道》篇建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圣人传道谱系近似。孔子与庄子之间有颜回，因颜子无著述传世，故其所处为“闰位”，不列席“四圣”之右。在章太炎看来，文王作《易经》卦爻辞，解说世间法，孔子作《易传》、《论语》诠释《易经》，发明忠恕、克己、绝四等义旨。孔子曾师事周太史老子，他理解的周代文化之“诸胜义谛”，多渊源于老子，然后传授给颜回，再转而由庄子所发挥，故曰：“尽忠恕者，是唯庄生能之。”(28)所谓“无意则我不立”、“人我与法我同尽”，皆为“无我”之意，而“无我”是“四圣”与“四玄”的一贯道体。 章太炎“域中四圣”的构想，使人联想到魏晋的“三玄”。玄学家尊文王、老子和庄子为圣人，以其代表作《周易》、《老子》和《庄子》为理论基础，深入地探讨了诸如本末有无的关系、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言与意的关系、才与性的关系、声有无哀乐和圣人有情无情等哲学命题，关涉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语言哲学等领域。较之“三玄”，“域中四圣”的圣人谱系多了孔子，经典书目多了《论语》。然魏晋玄学家尊孔子为圣人，老庄则是“上贤亚圣”，何晏、王弼都说“老不及圣”(29)，亚圣之老庄不如至圣之孔子。且玄学家大都研究《论语》，何晏有《论语集解》，王弼有《论语释疑》，郭象有《论语隐》、《论语体略》，他们在诠释《论语》和老庄之学时，往往以沟通二者为职志。就此而言，“三玄”实际上已经櫽栝孔子和《论语》，章太炎的“域中四圣”把这一隐含的内容呈显出来，又在孔子与庄子之间增列颜回，说庄子传颜氏之儒，体忠恕之道，旨在强调“域中四圣”的学脉是一以贯之的。基于二者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我们暂且将章太炎集合《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而建构的经典系统称之为“四玄”，著明其乃魏晋“三玄”的扩展版。 “四玄”是章太炎建立的新经典系统。只要我们突破儒家范围来定义“原典”，就能承认《老子》和《庄子》也具有原典的价值，且在汉唐已被赋予经书名义。实际上，“三玄”就是魏晋玄学家超越儒家经书而建构的新经典系统，玄学其实就是玄学家的“新经学”。三国吴人阚泽说，在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之前，景帝就“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30)，也就是说，黄老之书曾先于五经而被确立为王官经书。《庄子》之称“经”虽在隋唐，然东汉末年道教兴起，道教徒就赋予《庄子》以常道之经的地位。既然《周易》、《老子》和《庄子》都是经书，也是魏晋玄学的理论根据和诠释对象，玄学家又尊老庄为圣人，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三玄”就是与六经相类的经典系统(31)。作为“三玄”扩展版的“四玄”，则是章太炎的经典系统。章氏说：“《老》《易》并称，非始魏晋，太史谈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即《老》《易》并称之端。”(32)他有意地考察了《老子》与《周易》并称的历史，是要为其“四玄”寻找思想史根据。因《周易》与《论语》是一体的，《周易》又与《老子》、《庄子》是一脉的，故《易》、《论》《老》、《庄》就是“道通为一”的。 我们还可参照唐宋儒者升格“四书”、建立道统的过程(33)，来反观章太炎的“四玄”。章太炎的“域中四圣”犹韩愈、朱熹的圣人谱系。如“诸胜谛义，非老子不能言，非仲尼不能受，非颜回无与告也”(34)，“庄生传颜氏之儒”、“传正法眼臧”等语，犹圣人道统之授受。章氏根据“四玄”阐发的“无我”、“忠恕”、“克己”、“绝四”等范畴，犹韩愈、周敦颐、张载、二程等揭示的“诚”、“仁义”、“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格物致知”等。所谓“犹”，不是说二者的内涵相对等，而是指章太炎在论证“四玄”经典系统时，仿效了唐宋儒者创建四书学的做法，一是建立经典系统的传道脉络，二是阐述经典系统的一贯之道及其道德修养工夫论。比较而言，由韩愈、李翱提出“四书”构想，经周、张、二程等建立宇宙论、本体论和工夫论，至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确立道统谱系，其间亘三百余年，而四书学始成立。章太炎则凭一己之思，为“四玄”建构了“域中四圣”的圣人谱系、“圆成实自性”的道德形而上学、“无我”的一贯道体及忠恕、克己、绝四等道德修养工夫论。因此，参照魏晋“三玄”与唐宋“四书”可知，“四玄”就是章太炎的新经典系统，而“四玄”学是他的新经学。 章太炎的“四玄”表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改子为经。《论语》是儒家类子书，《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类子书，《周易》则是六经之一；按照阚泽的说法，章太炎通过“改子为经”的方式，将《论》、《老》、《庄》等由子书而升格为经，与《周易》组成一个“经子一体”的经典系统。所谓“经子一体”，如江瑔说的“子中有经，经中有子”(35)，即经书与子书、经学与子学相统一。 其二，“四玄”的建构是维新式的，而非革命式的。所谓“维新式”，指经典系统的重建并未全盘地否定旧经典系统的价值，新是对旧的改良，且有所继承；“革命式”则是以全盘地否定旧经典系统为前提，新与旧相互断裂，没有传承关系。儒经从五经到十三经，乃至段玉裁的“二十一经”，其数目一直在增加，并不因系统的重建而减少，就是因为新系统保留了旧经典。尽管在新系统中，旧经典的重要性有所弱化，如宋明儒重视四书胜过五经，但仍奉五经为确定性的常道。 “四玄”也不以彻底否定五经为前提。一方面，“四玄”保留了五经中的《周易》，并且还保留了儒家类传记《论语》。另一方面，章太炎在诠释四玄学的同时，也认同儒家经学(古文经学)，晚年还倡导读经。章太炎的《訄书》(初刻本、重订本)和《国故论衡》，这两部自成体系、内容丰赡的著作，都没有收录经学论文。《国故论衡》甚至把研究经学的文章收入中卷“文学七篇”之内，体现了以经学为文史之学的观念，取消了经学的独立性。但这种情况在1914年增订的《检论》中改变了。此书独辟一卷，收录经学论文十篇，且遵循《七略》体例来排列儒经次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史书附录之。这是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但不可据此就说章太炎晚年回归经学，他只是在建构新经典系统与新经学思想时，特意地保留了传统的经学知识，就像宋明儒者以诠释“四书”为中心，而仍尊五经为确定性常道那般。《昌言》的一段话很能反映这种文化心理，章太炎说：“《易》、《论语》有无我之法，《中庸》多天趣之见，若《孝经》与《大学》、《儒行》、《缁衣》、《表记》、《坊记》，唯取剀切世务，不及玄旨也。”(36)《易》、《论语》栝了“四玄”。在章氏看来，“四玄”是谈玄的哲学著作，阐述“无我”的一贯道体，《孝经》、《大学》等经解类传记和儒家类子书虽有益于世道人心，但却“不及玄旨”，与哲学或道体无关。就像宋儒论形而上的天道性命之理，是以“四书”为文本根据(还有《周易》)，五经则附属焉，章太炎的四玄学同样以“四玄”为主，而五经从属之。所以，章太炎晚年主张读经，宣讲《孝经》、《大学》、《儒行》、《丧服》等书的要义，这可解读为认同经学，甚至是主张经学致用，但不能说是“回归经学”。因“回归”颇有“以……为归趋”的意味，然章氏晚年哲学思想的要旨寄寓在“四玄”，而非“不及玄旨”的经学。 需要说明的是，“改子为经”是中国尊经传统里特有的名词，章太炎崇尚自由、独立的学术精神，他用“编丝缀属”释“经”而取消经书的权威性与神圣性，自然不希望“四玄”像儒经那样，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威权，而禁锢了思想的自由。所以，我们用“改子为经”来描述“四玄”的重建方式，“经”是指“经典”，而非“圣经”，作为经典的“四玄”旨在追求确定性常道，但不以道统或正统自居。事实上，“四玄”虽是经子一体的，但只有《周易》是经书，孔老庄等是诸子，《论语》、《老子》、《庄子》是子书，故“四玄”思想是以诸子学为中心，具有先秦诸子自由的、多元的和开放的性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