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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曾瑜在《宋朝的役钱》(氏著：《锱铢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一文中通过对比役钱与宋政府的其他岁入，认为役钱在宋代已经成为“两税之外的乡村中最重要的赋税”。 ②20世纪关于宋代职役变革的研究，参见刁培俊《20世纪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进入21世纪后，学界更注重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以揭示两宋役法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参见游彪《关于宋代的免役法——立足于“特殊户籍”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2期；李金水《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张锦鹏《北宋社会阶层变动与免役法制度创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学界对雇役法的评价，参见葛金芳《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10期。20世纪大陆史家多用阶级分析法分析雇役法对各阶层官民的影响，较少涉及役钱的计征问题或州县对雇役的推行实践问题。 ③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概述。 ④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18—225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154页；黄繁光《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博士学位论文，(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0年，第162—189页；王曾瑜《锱铢编》，第381页。 ⑤参见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原载邓广铭、王云海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后以《五等户制及其细分化形式化倾向》为题收入氏著《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5页。 ⑥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225页。书中并没说明该表的数据来源，但因表中文字与《中书备对》中相关内容一致，故推测其为《中书备对》中的数据。另可参见[宋]毕仲衍撰，马玉臣辑校《〈中书备对〉辑佚校注》(以下简称《中书备对》)，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8—250页。关于各路役钱的计征情况，参见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50—53页。 ⑦宋元时期流传至今的方志本就屈指可数，涉及役钱的记载就更少，且其中大多只记各地征收役钱的总额，而不及其征收办法。即使将搜寻范围扩大至明清方志中关于前朝的记录，其结果也类似。因此，虽然笔者试图更多地从方志、笔记、文集中搜罗关于役钱计征的史料，但最后收入表1中的记录却难以达到各地区、各种史料来源的均衡。 ⑧[宋]冯山：《议免役疏》，[明]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6，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3369页。 ⑨冯山：《议免役疏》，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6，第3369页。 ⑩《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辛亥条，第6605页。 (11)“诸路役书既上之司农，乃颁募役法于天下。”参见《宋史》卷177《役法上》，第4306页。 (12)《文献通考》卷12《职役考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7页。 (13)《长编》卷277，熙宁九年八月辛巳条，第6787页。 (14)参见何林陶《关于王安石“免役法”的几个问题》，《史学集刊》1956年第1期；宋晞《宋史研究论丛》第3辑，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第29—30页；漆侠《王安石变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132页；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陈勇勤《中国经济思想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0页；方宝璋《试论宋代免役法》，《闽江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吕思勉《中国通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94页。漆侠在其论著《王安石变法》(第132—133页)中曾指出各路均钱之法各有不同，惜未进一步指明各路之法是否仍经过折算为户等的环节；王曾瑜曾在《宋朝的役钱》(氏著：《锱铢编》，第404页)中指出“当免役法推广于各地时，多数地区的役钱征收，并未采用在开封试点时分等输纳的办法”，但未说明不分等的地区的普遍性。 (15)《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条，第5444页。 (16)《长编》卷225，熙宁四年秋七月戊子条，第5471页。 (17)开封府界役法规定：“畿内乡户……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岁分夏秋随等输钱。”参见《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第5522页。 (18)《长编》卷256，熙宁七年八月癸巳条，第6244页。 (19)左司谏翟思说：“郡县所役人数，大概不相远，而户口、物力众寡贫富，其相倍蓰，何啻数十……仍请……总一路为五等，每等以五为差，列为二十五等递减。”参见《宋会要》食货65之64，第7833页。 (20)黄繁光认为，因户等“过于细碎繁密”不合实际，故未能行之久远，后又渐恢复到乡村五等、坊郭十等制，参见《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第138—139页。但若观察本文表1，则可见南宋仍旧使用五等户制计征役钱的情况已经不多，户等制仅残存于部分地区的乡役差派上。 (21)《宋会要》食货69之41，神宗熙宁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第8068页。 (22)相关诏令原文已经难以发现，但《玉海》中提及熙宁四年四月曾孝宽奏罢诸州形势版簿，“寻以产税钱均定免役钱并罢五等户簿(夹行注：五年六月一日)，今州县版簿，皆保甲簿也。自以保甲催科而民始大困”，可见此敕的存在。参见《玉海》卷20《地理》，“开宝形势版簿”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405页。冯山说：“自熙宁四年以后……靡不日夜讲究……自去年冬末已后，访问诸处，仅能成书，方议奏报，而旋有新制……未几又令只据税钱，不用等第……半年之间，改动者数四”，从熙宁四年冬开始访问诸处，仅能成书，准备奏报，朝廷就下数个法令，其中包括“只据税钱，不用等第”，这一新发的敕文与《玉海》所描述的时间、内容都基本一致，可见这个要求只据产、税钱均定免役钱的敕文当是发于熙宁五年六月一日。参见《议免役疏》，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6，第3369页。 (23)冯山：《议免役疏》，杨士奇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卷256，第3369页。 (24)《宋会要》食货69之19—20，元丰元年十二月九日，第8057页。类似描述可参见《宋史》卷177《役法上》，第4309页。 (25)《苏轼文集》卷48《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第1396—1397页。 (26)李常形容：“盖差法之废，十有余年，版籍愈更不明，宜重役者辄轻，宜轻役者反重，交相纠结，狱讼纷然；吏缘为奸，公行赇贿，乡宽户多者，仅有休息之期，乡狭户窄者，频年在役”，即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参见《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己亥条，第10258页。 (27)《宋会要》食货14之16，大观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6273页。 (28)《宋会要》食货61之62，政和元年四月九日，第7469页。 (29)《宋会要》食货61之64—65，绍兴十五年九月三日，第7472页。 (30)《宋会要》食货61之66，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7473页。 (31)《宋会要》食货70之103，嘉泰四年二月十七日，第8160页。 (32)[宋]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4，绍兴三年夏四月辛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69页。 (33)南宋时，乡役失去雇直，恢复到轮差状态，户等作为轮差保正长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仍发挥一定作用，如《宋会要》(食货65之78，绍兴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第7843页)载：“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郭揖奏：‘五家相比者为一小保……其上户挟在保丁内者，皆不著差役，却致差及下户。’”说明淮南地区仍沿用差相邻五家中的上户为保长的办法。但亦有很多地区的乡役轮差只“以物力高下、人丁多寡、歇役久近参酌定差”(《宋会要》食货65之80，绍兴四年九月十五日，第7844页)。在基本以田亩、物力直敷役钱的地区，史料中偶有役钱与户等并提的情况，但考其背景，皆为灾伤年份豁免役钱之用，而不是用于计征，如朱熹在《乞将山阴等县下户夏税和买役钱展限起催状》中请求朝廷允许绍兴府五个县“第四等、五等户合纳今年夏税、和买、役钱与展限两月起催”，即是此类情况。参见[宋]朱熹撰，朱杰人等点校：《朱子全书》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80页。 (34)如苏轼说他在密州计征役钱时，“彼其族居相望，贫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独有侥幸者也”，即为一例。参见《苏轼文集》卷48《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第1397页。 (35)《长编》卷277，熙宁九年八月辛巳条，第6789页。 (36)《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戊申条，第7330页。 (37)本文借用税收学中的“税收的行政效率”概念来描述官府在役钱征收过程中的成本与效益关系。参见胡怡建编著《税收学(第2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38)征收回来的役钱通常有四大用途，包括计征役钱的费用、雇直支出、职役常费与吏禄，关于其间的关系及与役钱的挪用之间的区别与关系问题，参见拙文《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文史哲》(待刊)。 (39)《宋会要》食货66之23，淳熙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第7871页。 (40)苏轼述其在密州计征役钱的经过时说：“昔之定簿者，为役，役未至，虽有不当，民不争也，役至而后诉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为钱，民知当户出钱也，则不容有大缪矣。”说明民户对役钱计征的关注与敏感度均高于差役时，官府在计征时不得不较为谨慎。参见《苏轼文集》卷48《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第1396页。 (41)参见表1中加下划线者。北宋时开封府界实际相当于一个路级财政区划，而南宋的临安府却无此特点，因此统计时将开封府界提点视为监司，而将临安府视作州一级财政区划。参见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第6页。 (42)[宋]李光：《庄简集》卷8《论制国用劄子》，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33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788页上。 (43)《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附注，第5523页。 (44)《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一月丙寅条，第6825页。 (45)相关研究可参见包伟民《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仲伟民《宋神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李金水《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第292—293页。 (46)州县对役钱统计的成本、收益精打细算的事例不少，如为精确得知民户财产以获得役钱增收的“手实法”，就因“公私烦扰”而罢；再如两浙五等下户役钱豁免，也是因“两浙第五等户约百万，出役钱裁五六万缗，钱寡而所敷甚众”，收益少而社会成本太高，新权发遣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陈枢向朝廷建言，并最终豁免了这些人户的役钱。参见《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辛亥条，第6605页；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戊寅条，6055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