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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对文档名词的影响 1.语言文化与文档名词 文档名词作为一种专业的书面语言，自然与语言文化联系紧密。在元代，文档名词的使用情况便深受元代语言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元代文档名词的使用总体衰落的趋势与其语言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 元王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有蒙古人、汉人、色目人、南人等，不同的民族间使用不同的语言。而当时元统治阶级规定使用的三种官方语言，分别是蒙古语、汉语、波斯语。蒙语作为国语，所以朝廷议事使用蒙语。公文除了使用蒙文外，另使用一种新的语体，即公牍文。 公牍文一般是从蒙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硬体汉译文。它主要是使用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字做记录的文字，其词语奇特，句法乖戾，使用汉语的常规读法无法读通。而元代决策性的文件，如宫廷议事记录、圣旨、令旨碑文、各省文件等多半采用这种文体。汉文一般不使用此种文体。可以说，公牍文体是在多民族语言相互渗透、碰撞中而产生出的一种新的语体，在特定时期有其特殊的价值。在《元典章》卷一的《行蒙古字诏》中：“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钦奉诏书：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故命国师八思马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所有公式文书，咸遵其旧。”[15]“从诏令看，八思巴蒙文创立后，一部分硬译公牍是从这种蒙古新字公牍翻译过来的，其余大部分公文仍由畏兀儿蒙文翻译过来。”[16]元代统治者实行的这种语言文字政策，打破了以往汉语言文字的统治地位。除了保证蒙古语言文字的独特地位外，元代并没有禁止使用其他语言。所以，客观上元统治阶级为多语言文字交流的局面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此外，多语种的环境使得不同语言间的对译研习和实践活动增多，所以这种公牍文体运用较广。如关于《台官不刷卷》中记载到：“监察每行省裹照刷文卷去呵，令史每要了肚皮，合断罢的罪过有呵，台裹说将来者。些小迟了文书、错了文书来底罪过有呵，监察每就便断者。行省裹有的理问所文卷，廉访司官人每照刷者。么道，奏准圣旨行了来。”[17]又如在《指卷照刷》中：“合免文卷以外，婚姻、田产、驹良的勾当错了的，合改正的有呵，罪过免了呵，合改正的用着的文卷，指卷照刷者。么道，圣旨有来。”[18]此外，除蒙文、汉文外，全国还通用波斯文。 从以上《元典章》的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使用公牍文体外，元代人也有自己的语言偏好，即他们习惯用“文卷”一词来表示公文案卷，所以在元代的文档名词出现次数统计中，“文卷”一词共出现了123次。由于元统治阶级对于“卷族”类文档名词的偏爱，使得“卷宗”“宗卷”两词在元代诞生。 就是在元代这样多语种的环境下，特别是汉语失去了官方语言的地位，使得汉语文档名词无论是从其种类数量还是出现次数、使用频次上，都大幅度减少。多语种的环境虽然有利于多民族文化交流，但也使得汉语言的统治地位受到了动摇，导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对于汉语的使用相对减少。 笔者将元代文档名词与宋代、明代文档名词进行比较，发现很多传统文档名词在元代没有被使用，而在元代之前(宋代)之后(明代)都有所使用，如“牍书”“版簿”“礼籍”等词语；相反，某些词语在元代的使用次数反而较文档名词繁荣时期的宋代而有所增加，如“文奏”“祝册”等。甚至如前所述会新增一些文档名词。这种使用习惯，与元统治阶级的语言偏好以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有重要关系。 2.文学艺术与文档名词 文学艺术往往会反映一个朝代文档名词的用语习惯，并且推动有关文档名词的发展。元代民族融合的特点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其表现形式便是元曲的盛行。这里所说的元曲是元杂剧和散曲的统称。 在元曲中，不同的内容对于不同文档名词的普及度及适用性各不相同。尤其是反映现实生活判案内容的元曲中，对于“文书”“文卷”“文簿”等词语的使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张千云〕当该司吏安在。〔外郎上云〕来了。你都在司房里躲着。厅上唤哩。我答应去。〔做见科云〕小的每是当该司吏。〔正末云〕兀那司吏。有甚么合佥押的文书。将来我看。〔外郎云〕理会的。〔外郎做递文书科云〕文书在此。〔正末云〕这个是甚么文卷。〔外郎云〕这个是在城李阿陈。因奸气杀丈夫。勒杀亲儿。前官断定了。大人判个斩字。拏出去杀坏了罢。”[19]又如：“〔王翛然云〕令史。你知道么。我奉郎主的命。着我审囚刷卷。便宜行事。我将着势剑金牌。先斩后奏。你若文案中有半点儿差池。我先切了你颗驴头。将文案来。〔令史云〕理会的。我先将这宗文卷。与大人试看咱。〔令史做递文书科〕〔王翛然云〕是什么文卷。〔令史云〕这是巩推官问成的。杨谢祖欺兄杀嫂。”[20]再如：“〔正末云〕俺哥哥有请。〔见科〕〔社长云〕亲家。你来唤我。莫不为分房减口之事么。〔刘天祥云〕正是。只因年岁饥歉。难以度日。如今俺兄弟家三口儿。待趁熟去也。我昨日做下两纸合同文书。应有的庄田物件房廊屋舍。都在这文书上。不曾分另。兄弟三二年来家便罢。若兄弟十年五年来时。这文书便是大证见。特请亲家到来。做个见人也。与我画个字儿。”[21] 经笔者统计，仅“文书”一词就在32部元曲文献中出现过。在整个元代文档名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不得不说，元曲的发展，提高了元代部分文档名词的普及度。 四、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元代政治领域中的三大制度，即吏治制度、户籍制度、法律制度，及文化领域中的两个方面，即语言文化、文学艺术，来探讨其与文档名词的关系。总体来说，元代文档名词深深烙有民族文化冲突、融合与碰撞的印记。其民族特性显著，顿挫与融合的特点贯穿始终。作为传达统治阶级思想的媒介，文档名词只有置身在历史文化大背景下，才能够彰显出自己的独特价值。这也是本文撰写的意义所在，即旨在能够更好地把握元代文档名词，将其价值更大程度地挖掘出来。 注释：
本文原载于《档案》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