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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并非简单地满足王朝的虚荣，而是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义，包括对王朝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宋朝沿袭此前历代天下观及其影响下的守在四夷的整体国家安全观和守内制外的“中国”中心观，以及防御为本的安全观。朝贡体系的稳定与破坏与宋朝国内安全密切相关。北宋后期对外主动开拓和女真崛起，导致了东亚国际秩序变动。宋朝应对失策，最终导致了本朝朝贡体系的瓦解和王朝灭亡，也使南宋初期面临严重的国内安全危机。南宋得以稳定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归入金朝朝贡体系。朝贡体系所构建的秩序与体系内诸国安全都有很大关系，构成了一个安全共同体，是一个出入变动、多层次、多形态的纵横参差的复杂的国际安全体系。 关键词：宋朝;朝贡体系;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黄纯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古代朝贡体系是中国中央王朝从自己的视角出发，以本王朝为中心规定的以华夷为基本理念、朝贡为基本关系的国际关系垂直秩序。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代国家安全包括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10个方面。①古代国家安全的构成略有差异，但基本要素有共同性。对宋代朝贡体系存在形态和运行方式已有学者作了深入研究。②朝贡体系的建构当然不只是满足大国的虚荣和小国的利益，而有更多的现实作用。朝贡体系作为一种国际秩序，与宋朝国家安全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同时影响着朝贡体系内诸国的安全。本文试图从朝贡体系和内外关系的视角讨论宋朝国家安全，以宋朝朝贡体系为中心，兼及辽、金朝贡体系，考察朝贡体系建构和存废与宋朝及朝贡体系内各政权安全的关系。 一、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和宋代国家安全观 (一)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 了解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特点首先需要明确中国古代的国家观。而中国古代国家观是以“天下”观为基础的。天下被描述为九州和四海构成的地理空间，即《礼记·王制》所称“凡四海之内九州”，这就是“九州—四海”的“天下”结构。“四海”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即根据五行的原理，九州加东、南、西、北四个海构成自然地理空间的“天下”。同时，“四海”也是民族地理和政治地理相交织的概念。《尔雅·释地》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四夷”处“中国”四边，因而被称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四海”。从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而言，“天下”也是“中国—四夷”的结构。所以“九州—四海”又是“华夏—四夷”，或“中国—四夷”的结构。“中国—四夷”也成为了历代王朝构建国家安全的思想基础和基本逻辑。 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点首先是华夷整体安全观。中国古代王朝认为建立四夷怀服的华夷秩序是国家安全的最大保障和理想模式。《左传》说道：“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③也就是说天子最理想的安全保障是四夷怀服，即使不能如此，只要做到守卫四境，依靠民众，也不必在国都置城防御。所以国家安全是华夷整体关联的安全。 其次，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守内制外，认为要做到四夷怀服，其根本是治安“中国”。华夷观念的核心是贵华贱夷、华夷之辨。“中国”或“华夏”是华夷关系中的主体和根本。唐代李大亮说道：“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如枝叶。”只有根本牢固，枝叶才能依附，所以他又说“九州殷盛，四夷自服”。唐太宗经历了唐朝初年的突厥强盛，唐朝向其称臣，到击败突厥，使其向唐朝朝贡的转变过程。他的感受是：“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马上得天下的他认识到控驭四夷的最好办法不是武力征服，而是治理好“中国”。这一“守内以制外”的安全思想是历代王朝的共同思想。 再次，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是以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古代总体上认为保障国家安全方面防胜于攻，文胜于武。孔子就曾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④。强调用文德的手段。新莽时期，严尤劝谏王莽时说：“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驱之而还)得中策，汉(深入远戍，疲惫‘中国’)得下策，秦(‘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无策焉。”其意是说，不管何种程度的用兵，都不是最理想的上策。唐太宗也曾说，贞观之初有上书者劝告他“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他认为魏征的修文以治国，安“中国”以服四夷的办法是上策。 中国古代以防御为本的国防安全观，除了与“守在四夷”、“治安中国，四夷自服”的观念有关外，也与以华夏文明优越感和农业文明思维密切相关。华夏或“中国”自认为经济文化遥遥领先于四夷，而且长期以农立国，四夷常常是农业文明不发达，以游牧或渔猎为主要生计。华与夷在经济形态上的区别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农业经济形态与游牧或渔猎经济形态的差异。华夏或“中国”也以农业经济形态审视夷狄，称四夷之地为“无用之地”、“硗确之地”、“不食之地”、“岩田”、“荒地”等等。狄仁杰曾说：“(四夷)硗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赋，获其土不可以耕织。”唐代前期的赋税与秦汉以来都是立足于土地和人口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用此标准，则四夷之地不能获得赋税收入，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他说“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⑤。华夷是天然分壤。自汉代开边郡就对四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⑥，而非殖民征服。以此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思想总体上是对四夷实行防御为本。 (二)宋代国家安全观 如上所述，国家安全的构成有多方面的要素，有国内安全要素，也有对外安全要素。朝贡体系与宋朝国家安全主要是从宋朝对外关系的角度考察其安全。从对外防御而言，宋代国家安全观的特点一是由“守在四夷”转向“画疆自守”；二是以和止战和守内制外。雍熙战争前以建立华夷一统的一元化天下秩序为目标，围绕着打败契丹，展开了对东北和西北诸民族的合纵联盟。宋琪向宋太宗勾画战后的格局时说：“契丹小敌，克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国，各选重望亲嫡，封册为王，仍赐分器、旗鼓、车服、戈甲，优而遣之，必竭赤心，永服皇化……得奚、霫、渤海以为外臣，乃守在四夷也。”⑦可见北宋初期是以建立“守在四夷”的天下秩序为目标，其安全自然也就寓含在华夷整体安全之中。若真能实现制服契丹的目标，建立如汉武帝打败匈奴、唐太宗击败突厥后的“守在四夷”的安全格局是完全可能的。 但雍熙战争的失败是宋朝已不可能建立“守在四夷”的一元化的华夷秩序和安全格局。其国家安全思想随着对外政策的收缩而改变。澶渊之盟后宋朝逐步形成“画疆自守”的国家安全思想。“画疆自守”既是划界，更是放弃“王者无疆”的模糊边界意识和防御意识，也是华与夷的自觉和觉他，内外之分日益走向明确的表现。因而“画疆自守”不等同于不生事，而是有主动开拓。澶渊之盟承认了宋辽之间的现实边界，约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⑧。既有以两属地为界，也有以河流为界。与其他政权的画界自宋神宗朝始。熙宁四年，宋神宗和王安石令鄜延路等与西夏交界诸路“立封沟”，“缘边封土掘壕，各认地分”。立封沟就是挖掘界沟，划分边界线。范育指出，按《周礼》，只有“中国”诸侯间立封沟，与夷狄蕃国间不立封沟。吕大忠又说：“自来沿边多以两不耕种之地为界，其间阔者数十里，狭者亦不减三五里，出其不意尚或交侵。今议重定地界，相去咫尺，转费关防。”⑨范育和吕大忠实际上就是指宋人的做法既不合古制，也违反宋朝立国以来的传统，且加大了边防的难度。 熙宁划界改变了以往依自然地理或民族地理分界的惯例，勘定了边界。熙宁七年与辽朝，元丰年间与交趾，元丰和元祐年间与西夏又进行了勘界。勘界除河流处以河为界，个别地方“立沟”外，也有划出边界地带。如，与西夏“分画界至处，许于蕃界内存留五里空为草地，汉界草地亦依此对留五里，为两不耕地”⑩。绍兴和议以后，南宋与金朝分画地界，“以画淮为界”、“自盱眙至唐邓画界”、“以大散关为界”。(11)以点和线划分边界。南宋曾下令“两淮诸将各画界分，使自为守”，淮北新复州军“画疆自守”。(12)即守卫明确的边界线。华夷一统的国家安全观下，国家安全最大的保障是“四夷怀服”，虽然有现实的此疆彼界，但正式商谈划界极少。宋代一再与举行划界，甚至与“汉唐旧疆”内的西夏和交趾正式划界，是观念的一大变化。 雍熙战争后，宋朝推行以和止战的消极国防战略，并成为宋朝的祖宗家法。(13)宋朝与周边政权签订了一系列和议，如宋辽间的澶渊之盟、庆历和议、河东议界；宋金间的海上之盟、绍兴八年和议、绍兴十一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宋夏间的景德和议、庆历和议、元丰议界、元祐议界；宋越间的元丰议界等等。和约的背后就是以经济利益换取国家安全。对宋朝而言，在推行以和止战的消极国防战略的大背景下，以经济代价换取议和成为既可以得到安全，又可以保持“名分”的最好选择。因而宋人对立和约以保国家安全持肯定态度。范育就说：“保疆场不如立约，立约不如崇信。”其意就是武力防卫不如签订和约，而忠实地遵守和约比和约本身更重要。富弼也说过：“岁遗(指给辽朝的岁币)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14)李纲对澶渊之盟的评价则同时也为南宋和议作了肯定的解说：“自秦汉以来，制御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与契丹为澶渊之盟，守之以信，结之以恩，百有余年边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笃古所未有。”(15)这些都是算国家安全的经济账。澶渊之盟后立和约以换和平成为宋朝的祖宗之法。 宋朝国家安全还需辨析如何对待内外关系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之间关系的问题。“攘外必先安内”和“守内虚外”被认为是宋朝的基本国策，且皆认为宋太宗是始作俑者。事实上，“攘外必先安内”和“守内虚外”皆非宋太宗原话，而是从“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一段言论引申而来。(16)宋人未见说过“攘外必先安内”，相近的说法仅见于南宋王十朋的“治外必先安内”，建议欲“复祖宗之境土”，应先平内寇。(17)“守内虚外”一词仅见于吕祖谦论屯田：“入敌境为国守，取敌地为国圉者，古人之所以置屯也。斥地与敌，守内虚外，以常为变，以易为难，今世之不得守兵也。”(18)吕祖谦是批评南宋置兵于内地的边防策略，而非谈边防战略思想。宋人从未说过的话被视为宋朝的基本国策，研究者各自的观察视角和“春秋”之义，我们在这里不作进一步辨析和讨论。而正如近有学者对该问题所作的反思和梳理，宋太宗的话确实反映了宋太宗后期消极的对外防御观。李合群、纪雪娟等指出从北宋军力部署而言，“‘守内虚外’之说有悖于北宋史实”；“守内”可理解为如何在中央内部防止“奸邪”，“虚外”应理解为对外以不生事为原则的消极防御态度。(19)更准确地说，我们用一个今天总结的词“守内制外”取代同样非宋人原话的“守内虚外”，更能体现宋朝对待国家安全中内与外的关系。 南宋实行防御型国防部署，不论其本意，还是实际上都无法做到“守在四夷”，但四大战区分区布防，军需总体上就地供给，各战区内财、兵、政既统一又制衡的防御设计的运行，较北宋由中央统筹、远距离运输的供军体制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总体上也是成功的。更不见南宋统治者主观轻视边防的制度设计和思想意识，但存在着其边防措施是否得当、防卫是否得法的问题。王十朋谈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关系时说：“制御之术曷尝一日弛备耶？财用充足，粮储有余，士马精研，将帅用命，则彼虽欲窥边徼，而封疆无隙可投，欲不守盟，何可得也。”这番话客观地反映了若非宋朝重视边防，力能御边，岂有国家安全可言。辽朝不侵犯，也是以此保障的。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都十分重视对外防御的武备，其所谓“内”，是言固根本(民本)、去内患，与“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为同一理念。宋朝的国家安全观总体仍是华夷整体、守内制外和防御为本的国家安全观。只是日趋消极和保守，出现了与夷狄画疆自守的被动防御的做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