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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贡体系与国内安全 (一)朝贡体系与国内政治安全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名分，即政治合法性是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0)。宋王朝的政治安全首先需要解决政治合法性，即正统问题。欧阳修《正统论》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1)正统是对“天下”地位而言的。如上所述，“天下”是包含华夷的空间，因而正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正，即所承继的德运和道统，二是统，即华夷一统。宋人还说：“君天下曰天子，言天下者外薄四海，兼夷狄之称也。古者于中国称天王，于夷狄称天子。”(22)宋朝皇帝要证明正统，必须证明其是君临华夷的天子。建立包括四夷在内的朝贡体系就成为证明皇帝和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即既是王朝的皇帝，也是华夷天子。 欧阳修说：“大宋之兴，统一天下，与尧舜三代无异。臣故曰不待论说而明。”(23)事实上宋朝的正统并非“不待论说而明”，而需要大力营造和证明。宋朝不仅未能统一“天下”，而且常被夷狄置于被动屈辱的境地，特别需要在国内进行解说。正统解说一方面是在国内通过定德运，立正朔，行皇帝制度；另一方面是建立华夷一统的朝贡秩序，证明皇帝亦天子。宋朝皇帝的诏书都是用华夷一统的朝贡话语。如宋太宗诏书称“奄有万邦，光被四海，无远弗届，无思不服”，“华夏蛮貊，罔不率俾”。(24)国内对皇帝地位的营造也是朝贡体系的共主。如宋高宗“功德疏”称“疆戎索以御四夷”、“宗社妥安，蛮夷率服”等。(25) 宋太宗和宋真宗的封禅，以及南宋的南郊突出反映了朝贡体系的营造对国内政治安全的重要作用。司马光曾阐述了太平盛世的标准，其中有“君明臣忠，上令下从……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26)。宋太宗自己也说“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27)。宋太宗和宋真宗显然没有达到此标准。但宋太宗有非法继统的隐患。太平兴国五年高粱河之战溃退中，宋太宗一时与臣下失去联系，臣下有立太祖之子赵德昭之议，表明宋太宗得位不正，其合法性并没有得到彻底认可。宋真宗有澶渊与夷狄结城下之盟的耻辱，竟王钦若和丁谓等人的“提醒”，觉得是亟需掩盖之事。宋太宗和宋真宗策划华夷拥戴的封禅大礼都因其需要大力营造四夷怀服的朝贡体系，以增强政治安全感。 宋太宗太平兴国间策划封禅的吁请阶段就有“蕃夷酋长之徒，耆艾缁黄之辈，共排阊阖，三贡表章”，请求封禅。(28)还假造了《批答南诏国王东封表》，称“卿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29)，营造大理国请求封禅的虚像。王钦若劝说宋真宗只有举行封禅，才“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30)，其封禅的吁请和举行中都有夷狄参与。宰相王旦曾率包括蕃夷、僧道等在内的两万多人五次上表请封禅。泰山封禅时有大食国、占城等国贡使会于泰山之下。(31)南宋朝贡大为减少，但营造宋朝皇帝为华夷朝贡体系共主的三年一次南郊大典必须有夷狄参与。宋高宗诏书中说：“日后郊祀，外国加恩，可令先次检举，庶知朝廷不忘怀远之意。”(32)南郊大典上都有夷狄的朝贡和册封的环节，完全是为了向国内臣民演绎朝贡体系以维持国内政治安全。因而朝贡体系的构建是证明宋朝皇帝作为华夷天子的必需条件，而在“天下”的语境下华夷天子与其在国内成为皇帝的政治合法性又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二)北宋朝贡体系瓦解与国内安全危机 朝贡体系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着宋朝国内安全。陈寅恪曾论述过唐代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指出：“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族之灭亡或衰弱……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他还说到吐蕃和唐朝衰落使南诏失去约束，不仅成为唐朝边患，而且影响到唐朝的覆亡。(33)宋朝东亚诸民族政权的互动和连环性与其所论原理相近，国内安全与外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通常朝贡关系比较稳定时，宋朝国内安全受到的威胁较小，朝贡体系遭到破坏时，国内安全受到的威胁就大。宋太祖和宋太宗前期以收复幽云为目标。幽云问题并非区域问题，意味着宋辽间必将围绕幽云而有一最终地位决战。一方面宋朝积极联络高丽、渤海、高昌等政权和民族，另一方面这些政权和民族在宋辽即将到来的决战中看好宋朝，因而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这样的朝贡关系营造对宋朝是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安全保障。 澶渊之盟后，东亚地区总体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即宋辽两大朝贡体系并存，宋朝朝贡体系内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关系。宋朝在与本国安全直接相关的诸国中，西北实行联合吐蕃抑制西夏，在南方实行联合占城抑制交趾，同时用经济手段维持与辽、夏的稳定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有小规模局部危机，但未构成国内安全的严重威胁。 自宋神宗开边始，既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逐步松动、瓦解，甚至成为导致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是宋朝的开边计划牵动了东亚国际局势的变化。宋神宗启动了先取河湟，再灭西夏，最后夺取幽燕的开边计划。实际最终要吞服辽朝。在南边重启“恢复”交趾的计划，导致宋朝与交趾的熙宁战争。宋神宗开边以全面惨败告终，不仅损兵折将数十万，大大降低了宋朝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从宋朝朝贡体系的角度看，还使比较有序的朝贡关系变为疏离和敌对关系。如宋神宗朝开始，西夏和辽朝势力都渗入了河湟吐蕃，阿里骨时期甚至与夏国联合对抗宋朝。 宋神宗朝晚期对外政策开始转向收缩，元祐时期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政策。但“绍圣绍述”又转向对外开拓，特别是宋徽宗再次酝酿大规模开边。在西北“神宗始用师于四方，历哲宗、徽宗，遂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34)。宋徽宗朝从崇宁二年到宣和元年，开边活动基本结束，在青唐吐蕃辖区置州四、军一、关一、城六、寨十、堡十二，收西夏地数千里，筑军一、城七、寨五、堡垒二十四。(35)西北开边的“巨大”成果刺激了宋徽宗君臣建立更大功业的野心。如明人陈邦瞻所言“既得志于西羌，遂谓辽亦可图，因请使辽以觇之”(36)。崇宁年间，童贯、蔡京等人既在谋划收复燕云，主动向辽朝寻衅滋事。崇宁四年，宋朝派林摅和高俅使辽。“时蔡京欲启边衅，密谕摅令激北虏之怒”。授意林摅主动向辽朝挑衅，其目的是刺激辽朝用兵，宋朝借机完成“恢复”幽云的目标。因而林摅在辽朝“悖慢不逊”，“虏甚骇，绝其饮食，几欲杀之”(37)。政和元年童贯等又“奉密旨使觇其国”，出使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辽朝动向，为用兵作准备。童贯得辽人马植，相告“契丹为女真侵暴，边害益深，盗贼蜂起，知契丹必亡”。马植后来入宋，宋徽宗接受了他“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的建议。(38)主动派人联络女真，结成海上之盟，形成了对辽用兵的必然之势。 另一方面，臣服于辽朝的女真族在12世纪初开始壮大，并起兵反辽，于1115年正式建国。马植对女真崛起，辽朝衰亡趋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正孕育着巨大变化。宋徽宗君臣认为这一机遇完全契合了自己早已确立的开拓计划，而积极主动作为。高丽劝告宋朝“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39)。高丽作为生存于辽、宋两大国夹缝中的小国，且长期与女真交往，受到女真的侵扰，对女真比宋朝更为了解，对国际局势也比宋朝更为敏感。高丽从自身安全着想，希望宋朝维持与辽朝既有关系，即维持东亚国际秩序既有的稳定和平衡。辽朝出于自身利益，也希望宋朝不要与女真联合攻辽，劝说宋朝道：“今射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邻，基他日之祸，谓为得计，可乎？”(40)宋朝国内也有反对意见：“灭一弱寇而与强敌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异日女真决先败盟，为中国患，必矣。”(41)事实证明，高丽、辽朝和国内反对派的意见都是理性而准确的，但宋徽宗和蔡京等决策者被开拓前景所迷惑，影响了其对联金灭辽可能给宋朝国家安全带来威胁的预判，不听取各方维持现状的意见，执意联金灭辽。 女真崛起不仅从内部瓦解了辽朝朝贡体系，而且打破了宋辽两大朝贡体系平衡和稳定所构成的东亚整体国际秩序，最终导致宋朝为金朝所灭。如果北宋始终保持澶渊之盟后宋辽相安及本朝朝贡体系的均衡格局，在女真反辽的变局中应对得当，或最终并不能阻止金朝灭亡辽朝，但一定可以享国更久。这从另一面说明，北宋开拓之心不断膨胀，打破朝贡体系和宋辽关系的稳定格局，对金朝崛起的判断和应对失当，是加速其亡国的重要原因。 北宋政权的灭亡只是赵宋王朝国内安全危机的第一幕。随着北宋王朝覆灭的是宋朝境内的统治失序和人心离散。南宋建立伊始，国内统治几乎完全失序。全国的民变风起云涌，湖北有杨幺，湖南有邓装、胡元奭，福建有范汝为，江西有王念经，广东有吴忠，两浙有居正、徐明、何三五等等。宋朝旧臣纷纷反叛。先有张邦昌被立为傀儡(楚)，后有接替张邦昌的刘豫(齐)，又有李成、孔彦舟、曹成等数以万计的溃兵游窜各地。金人、民变、溃兵交相为祸，如朱胜非所说“方今兵患有三：曰金人、曰土贼、曰游寇”(42)。国内的统治几乎完全失序。 其次是人心离乱。石介说：“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他还说：“自古四夷不能亡国，大臣不能亡国，惟民能亡国”，“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国，民心尚在也。”(43)国家安全的根本是民心，如果民心离散，四夷未必不能亡国。扬州溃散是南宋人心溃堤的开始。宋高宗接到金人陷天长军的消息，仅带五六骑出逃，百姓见之，“城中大乱。上与行人并辔而驰”。黄潜善、汪伯彦等朝臣得知高宗已逃，也仓皇南逃。在混乱的逃命之中，君臣关系不免失序，在扬子桥上宋高宗亲手刺杀出语不逊的卫士。渡过长江“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44)。南逃途中，宋高宗还经历了两次警卫部队的兵变，即苗刘兵变和明州的班直卫士哗变。苗刘兵变不仅强迫其退位，而且仅有的一子也因此次惊吓，不久去世。在越州，吕颐浩奏令从官以下去留从便，各自选择。宋高宗还说“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事实却是“郎官已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45)事实并非如宋高宗所期待的，群臣能与他生死与共。 从杭州奔逃时，隆祐太后一行往江西疏散。金人至吉州，知州杨渊弃城走。隆祐太后连夜逃离吉州，至太和县，随行的卫兵万人皆溃散，以至于随卫不满百，朝官也奔溃山谷，从官仅中官何渐、使臣王公济、快行张明跟从。乘舆服御之物、所带金帛几乎被盗抢一空。至虔州，该州府库已被抢尽，不能发卫兵伙食费，导致了卫兵作乱。当地地方势力和乡兵并未舍身救主，护卫隆祐太后。相反，乡兵与卫兵发生冲突，虔州城众烟焰亘天。隆祐太后性命受到威胁，大为震恐。她下旨赦免乡兵，希望平息乱局，但作乱的乡兵不听赦罪，宰执、将领坐视其乱，附近官军闻难不救。 在当时的皇权政治下，如果宋高宗和隆祐太后命丧金军或本朝乱军之手，赵宋王朝也就彻底断绝了重建的可能。随着原有国际秩序的打破，不仅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宋高宗和隆祐太后的生命安全都悬于一线。南宋的领土安全、政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皇室权威、国家认同，高宗所言士大夫之义理几乎荡然无存。国民安全更是完全失去保障。扬州溃散，“金游骑至瓜洲，民未渡者尚十余万，奔迸堕江而死者半之……比敌至，皆相抱沉江”，金人所过掠杀，在洪州、鼎州等地屠城，(46)民众更遭受了惨绝人寰的灾难。 (三)金朝朝贡体系的重建与南宋立国 自金人攻陷开封，掳掠二帝，宋朝的国内安全已失去有效保障。君与臣不相顾，民与君不相保。宋高宗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金人如狂风，乱局如巨浪，安全感荡然无存。金朝对南宋采取不承认态度，意味着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在金人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宋高宗要重建国内秩序和国家安全的前提就取决于是否能建立与金朝的稳定关系，取得金朝承认，重建新的国际秩序。 在奔逃过程中心理近于崩溃，安全感荡然无存的宋高宗所想的已不是“恢复”中原，报亡国掳父之仇，所迫切祈望的是金人同意接纳其归入金朝朝贡体系。他向金人哀求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鳃鳃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已。故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47)为换取金朝停止战争，承认南宋政权，宋高宗不惜杀岳飞，向金人表示求和决心，以求得国内安全，同时收夺兵权以重建国内秩序。 宋高宗祈望重建的国际秩序是金朝一统的朝贡体系。绍兴八年和议宋朝与金朝之间正式形成君臣关系，宋朝奉表称臣，受金朝册封，宋朝皇帝需再拜亲受金朝诏书。在绍兴八年和议以前，金朝已经“定齐、高丽、夏朝贺、赐宴、朝辞仪”，与周边诸国都形成了朝贡关系。南宋正式纳入了这个朝贡体系。而宋高宗此前早就用实际行动以金的臣下自居，“宋人畏之(指金朝)，待(刘齐)以敌国礼，国书称大齐皇帝”(48)。与西夏也建立敌国之礼。西夏于1124年向金称臣。1128年宋夏约和“更用钧敌礼”，绍兴元年宋高宗“诏夏国历日自今更不颁赐，为系敌国故也”，(49)正式承认了敌国之礼。这两个政权与金朝都是君臣关系，宋朝与其行敌国礼，就是主动表示愿作金朝臣下。 绍兴和议之时，宋高宗向往日大宋的天子向夷狄行臣下之礼，“军民见者往往流涕”，宋高宗却“辞色俱厉”地说“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50)这是宋高宗抒发在金人追击下，臣下离散，民心不附，自己想向金朝称臣换取安全尚不可得的恐惧和怨恨。这些令其胆寒的不安全感形成了他渴求安全的迫切心态。 隆兴和议使宋金关系有所改变，宋朝得以免奉表称臣、称名、再拜，双方关系名义上从君臣之礼变为叔侄之礼，取得名义上的对等关系，但在外交文书和外交礼仪上仍未改被动屈辱的局面。宋朝总体上仍处于金朝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中。直到嘉定八年宋人终止了给金朝的岁币，此间东亚格局总体上是金朝主导的国际秩序。南宋的朝贡体系相较于北宋已大为萎缩，态度上也更为消极。西北诸国、高丽、大理都已逐步完全脱离南宋的朝贡体系。与宋朝有朝贡往来的只有交趾、占城、三佛齐、大食、真腊、真里富、罗斛诸国，仅交趾与南宋保持着比较稳定的朝贡和册封关系，其余朝贡最多的占城也仅6次，主要是贸易关系。南宋王朝与境外诸国中仅与交趾保持了较为稳定的政治朝贡关系，且限制其赴阙。南宋一朝交趾的29次朝贡中只有绍兴二十五年和乾道九年两次被允许赴阙，其他都在广西交割。(51)虽然构建本朝朝贡体系对于南宋王朝在国内解说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仍然必不可少，是国内政治安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由于金朝主导国际秩序的现实及自身的实力，南宋无恢复朝贡体系的可能和愿望。甚至可以说，南宋朝贡体系似有若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较北宋大为削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