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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北宋刘太后是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女主，她在仁宗朝的政治作为，甚至让当时一些士大夫误认为其会成为第二位武则天。然而，在她垂帘听政期间，不但没有颠覆皇室，还对赵氏族人多有恩遇，并尽心培养教育宋仁宗，于赵氏实有大功。尽管刘太后与武氏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早年的成长经历和她与真宗长期深厚的感情，使她的统治心态不同于武氏，并没有取赵宋而代之的野心。诚然，刘太后并非不迷恋权力，她更倾向于同时代辽国太后萧绰的做法：一方面保育皇帝，另一方面又通过控制皇帝来操控皇权。到了晚年，刘太后的统治心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朝臣只看到她不断膨胀的权力欲，但却未观察到其内心惶恐不安。天圣九年，与刘太后有相似经历的辽国齐天皇后萧氏惨受迫害，这让她更加恐惧失去权力，害怕重蹈齐天皇后之覆辙。这种心态，在她与大臣之间有关还政的博弈上，以及在仁宗生母李宸妃的丧葬安排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键词：心态史;宋代;女主政治;刘太后 作者简介：刘广丰，男，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五代及宋史研究。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但是女性并没有放弃对政治与社会权力的追求，一旦有机会，她们也会尝试攫取权力，以女子之身统治整个男权社会。然而，中国古代的礼法制度，乃由男性制定，当中不乏约束女性的条文，例如在政治上，女主执政往往被称为“牝鸡司晨”，王夫之甚至极端地认为“母后临朝，未有不乱者”[1]481。由此可见，历代女主往往被视为异类，并遭到男性士大夫的防范、诟病、攻击，有时候还会惹来杀身之祸。为达到统治目的，她们当然会采取一些有别于男性统治者的“非程序化的、秘密的手段，从而使她们的统治表现出更加突出的残酷性与阴谋性”[2]。这些手段，其实也正是她们统治心态的反映。 心态史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交融的产物，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简单来说，生活在同一时代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应该都会有共同的心理，但由于每个人在身体、成长环境及人生经历上都大有差异，于是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而历史，正是由这些在心理上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人物共同创造的[3]。故此，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不能忽视对他们心态的研究；而对中国历史上女主心态的研究，也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她们的政治行为及其影响。 目前学界对女主心态的研究并不多，且主要聚焦于唐代①。然而宋代参政女主在人数上并不少于唐代，而且宋代女主政治的特色，与唐代大不一样。一方面是宋代在经历了五代乱离后，基本建立起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宋朝又被少数民族国家包围，彼方的政治传统与制度，多多少少会对宋朝产生影响。因此，这些女主的统治心态，非常值得探讨。本文将以北宋真宗皇后刘氏为中心，揭示宋代女主的统治心态，以求教于方家。 一、刘太后“于赵氏实有大功” 刘太后是宋真宗的第三位皇后，在仁宗朝初年垂帘听政长达十一年之久，她与武则天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的出身均相对较低；她们的丈夫均是当朝第三位君主，且性格与能力都远逊于开创期的两位皇帝；俩人成为皇后的历程均比较艰难；皇帝对其均十分钟爱；且俩人均早已参与朝政，有较强的政治能力与较大的权力欲。故难怪宋代的士大夫把刘太后看作武则天而对之处处提防[4]49-88。“通晓史书”的刘太后，对相距仅三百余年的武则天肯定了解甚多，作为女主，若她要效仿武则天，必然有所举措，但事实证明，她并没有效仿武氏。关于这点，可以从她对待赵氏宗室的态度看出来。她从未如武则天那样，大肆诛戮宗室，相反，她对赵氏族人相当优遇。据《宋史》记载，至仁宗即位，太宗之子尚在人世者，只有长子元佐与八子元俨。元佐在仁宗即位不久后即去世，得“赠河中、凤翔牧，追封齐王，谥恭宪”[5]卷二四五《赵元佐传》，8649，可见刘太后对他甚为优待。死者如此，生者待遇更甚，元俨在仁宗即位后，“拜太尉、尚书令兼中书令，徙节镇安、忠武，封定王，赐赞拜不名，又赐诏书不名。天圣七年，封镇王，又赐剑履上殿。明道初，拜太师，换河阳三城、武成节度，封孟王，改永兴凤翔、京兆尹，封荆王，迁雍州、凤翔牧”[5]卷二四五《赵元佐传》，8705。刘太后除按惯例不让宗室掌权外，可谓让元俨享尽位极人臣的待遇了。对与真宗同辈之赵氏长者如此，对仁宗后辈的赵氏宗室，刘太后也同样体现出家族长者对晚辈的关怀之情。据王珪记载，尚为儿童的赵世延入见刘太后，因能背诵唐明贤诗数十篇，即受到嘉许，“遂赐名，以为右侍禁，稍迁西头供奉官”②。从家族观念的角度出发，刘太后的上述事迹，乃反映她在赵氏家族中之家长地位与作用。在处理家族事务时，她并没有做出有损赵氏利益之事；相反，她对待赵氏族人，始终带有温情，其目的乃欲使赵氏族人和谐相处，并紧密维护以皇帝为核心的家族关系。 或有疑问曰，武则天之所以大肆屠戮李氏族人，乃因李氏宗亲多有反对武氏专政者。然则有赵氏宗亲反对刘氏专政否？史料对此记载甚少，主要因为自太宗以降，宗亲少有掌权者，情况与唐代不同。然而赵氏中与刘太后意见相左的却也有人在。如赵廷美之孙赵承庆，其名犯刘太后祖刘延庆讳，太后遣近侍令之改易，不从。其后，刘太后亲自过问此事，赵承庆的语气相当强硬，不但表达了对太后要求他改名这一无理要求的不满，更表达了他对彭城王刘通避讳问题的不满[6]332。然而太后并没有因此责罚他，足见她对赵氏家族并无遏制迫害之心。 有记载说太后欲以荆王元俨为皇太叔，且养荆王子于宫中，似对仁宗不利，故为吕夷简所劝谏[7]7。似乎认为刘太后有另立君主之意，但实在不堪一驳。刘太后若欲另立新君，必选有利于己者，若真以年长之元俨为君，她就连继续垂帘听政的理由都没有了。至于荆王子，或取其年幼易制之意，但仁宗即位之时已然年幼，其后他一直为刘太后所掌控，刘太后何必多此一举。故此，正如张邦炜先生所言：“吕夷简如此‘防微杜渐’，实属捕风捉影。”[8]183事实上，刘太后本身并无另立或代立的主观意向，而是一心一意为赵宋皇朝培养理想的皇帝。史载仁宗在年幼时，受太监谗言蛊惑，想把先祖平定南方后获得的珍宝器铭从奉宸库中取出赏玩，但刘太后却趁机给他上了一课，宋人朱弁对此事评论道：“后之用心，岂不深且远哉！”[9]98曾与刘太后为敌的李迪，亦不禁感叹：“诚不知太后圣德乃至此！”[10]卷一○八，2523而北宋名臣司马光后来也对她评价道：“章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纲纪四方，进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11]250 二、刘太后不效武氏之心态分析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刘太后并未效仿武氏称帝，故现代一些论者认为刘太后并非武则天第二③。前人的观点，多逐点批驳历来认为刘太后有武氏之心的依据，或从制度、大臣防范、外戚势力薄弱等角度出发，论述刘太后不敢效仿武氏自立的原因。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然而笔者认为，刘氏本人的心态，对解释她何以不效仿武氏的原因至关重要。 刘太后之所以在掌控朝廷大权的同时，能一心保护仁宗以及保存赵氏家族，跟她与真宗的感情不无关系。她摆脱低微的出身，参与政治的能力，以及行使皇权的权利，都是来自于真宗。刘氏与武则天的出身虽都相对较低，但两者却仍有区别。武氏家族只是未能跻身甲族，但毕竟是官宦之家，武则天入宫前曾有“见天子庸知非福”之语[12]3474，可见其入官乃欲改变命运，野心亦可窥见。但刘氏则本贫家女子，若非真宗认为“蜀妇人多才慧”把她招入王府[10]卷五六，1225，则其可能一生不会涉足政治。故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招入王府，但当时真宗尚未成为太子，其上有两位兄长，而刘氏本人后来又被太宗下令逐出王府，两人前途祸福尚未可知，何谈政治远见。不过，真宗坎坷的皇帝之路，让他们共同面对了太宗朝的各种风风雨雨④，俩人的感情也不断加深。真宗即位后，立即把刘氏接入皇宫，郭皇后死后，他更不顾朝中大臣反对，立她为后。刘氏被立为皇后时已经四十四岁，容貌不复当年，可见她与真宗之间是一种长期而真挚的爱情⑤，而非流于庸俗的情色关系。 正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真宗逐步培养出刘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野心。宋代从太祖开始，即向集权独裁政权发展，正如刘静贞教授所言：“太祖、太宗为集权于中央、总揽于天子所施行的种种措施，并未及身而止。他们的心血被奉为圭臬，引为成范，而且沿为制度，君主独裁体制于焉成立。继体之君即使没有什么能力，也能凭着制度进行独裁统治。”[13]204-205由此可见，太祖、太宗已然创立的各种制度，迫使真宗本人必须实行独裁统治，但真宗之能力与魄力，远不及太祖、太宗。真宗在中年又致力于“天书降神”之事，独裁政治于他而言，实是力不从心，故此，他需要让渡出一部分皇权，以减轻其自身的压力。制度并不允许他选择朝中大臣，他也没选择宦官、佞臣，而是选择了他深爱的女人——刘氏。于是，“帝每巡幸，必以从……帝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10]卷七九，1810，当真是形影不离。真宗对刘氏有知遇之恩，刘氏的知识才能、政治能力以及政治地位，无一不是来自真宗。既然真宗对刘氏有恩，刘氏对真宗独子的保护，对其家族的关怀，对其帝国的妥善经营，何尝不是一种报恩的心态呢？ 当然，刘氏并非不贪图权力，尽管她最初并没有政治野心，但当了皇后之后，她在真宗的默许下，品尝到最高权力的快感，而且对之也越来越迷恋。因此，当朝中有大臣试图剥夺她的权力时，她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寇准在政治争斗中的惨败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仁宗继位后，宰相丁谓一度欲架空太后独自掌权，也被她远贬于海上⑥。既然如此，她如何在报答真宗之恩与继续掌控皇权之间作出平衡呢？无论古代先哲学者，抑或现今学界同人，均多把刘太后与武则天作比较，而却少有把她与同时期的辽景宗皇后萧绰作比较。其实，刘太后并没有效仿武氏，她的行事举措，反与萧绰多有相似。萧绰在夫皇死后，乃受景宗遗诏垂帘听政，据《契丹国志》记载： 先是，后未归政前，帝已长立，每事拱手。或府库中需一物，必诘其所用，赐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与。 帝既不预朝政，纵心弋猎，左右狎邪与帝为笑谑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责，帝亦不免诟问。御服、御马皆太后检校焉。或宫嫔谗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每承顺，略无怨辞。[14]卷七《圣宗天辅皇帝》，71 可以看出，萧绰垂帘听政后，一直掌握朝中大权，但她并没有代立之心，反而是一心一意培养儿子圣宗，使其成为辽国的优秀君主。萧氏这种培养教育方式与刘太后教育仁宗的方法大致相仿，也就是说，两位皇后均以维护夫家利益为己任。刘太后的政治作为之所以与萧绰相仿，保扶并培养仁宗，其实也容易理解。宋、辽自签订澶渊之盟以来，双方停止战争，处于和平状态，每年双方君主寿辰与正旦节日，均互派使节通好，故此，萧绰的事迹得以传播中原，刘太后对这位邻国太后也应了解甚深。萧太后辅助圣宗，实际上也是掌控圣宗，以操掌辽国朝中大事。但其保护培育天子之举，使她死后英名长留青史，辽国臣民及圣宗本人对她也是感恩戴德。同样是要操掌国家最高权力，在刘太后看来，萧绰的做法显然比武则天高明，萧氏没有迈出称帝自立的一步，故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在史书上留下骂名⑦。刘太后明白宋朝的实际政治环境令她不能像武则天那样称帝自立，而她自己也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在这一大前提下，她对自己的期许并不止步于对生前权力的掌握，同时也注重身后名声的保存，即要成为名留青史的一代女主。刘太后虽非主动效仿萧绰，但多年来萧氏的政治形象与政治行为在她心目中潜移默化，她对萧氏的做法产生了认同与共鸣，从而在政治作为上与之相仿。理解此点，才能解释刘太后问鲁宗道“唐武后何如主”，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时的心态。据史书记载，当时刘太后听到此话后，态度“默然”[10]卷一○，2494。显然，她想获得武则天的辉煌成就，却不想重蹈武氏覆辙，成为“宋之罪人”。既想在听政期间有所作为，又想留下身后美好名声，刘太后有了这种心态，在政治行为上，自然更靠近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萧绰，而非唐之武则天了。 然而，相似的模式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效果也肯定不会一样。中原宋朝的实际情况与辽国大不相同，双方文化背景差异较大。辽国向来是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同治天下，无论哪一任皇帝在位，均可见其皇后预政的影子。但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宋皇朝，女主专政一直不能得到士大夫们的认同，认为这是“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尚书·牧誓》)，故在仁宗成年后，纷纷要求刘太后还政。刘太后对此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在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能以平常心态对待这些反对的声音，但随着她逐渐步入晚年，老年人的一些心理在她身上也开始发挥作用，再加上邻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她晚年的统治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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