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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还政的博弈 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已经形成，刘太后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有足够数量的士大夫集团，以为她所用。在当时的朝廷官员中，献媚以图进位者固属少数，但不畏权威敢直言抗旨者，见记于史的也只十数辈而已。也就是说，士大夫中的大部分人，其实走的是中间路线，他们既不赞成，也不公开反对刘太后垂帘听政，而只是在自己的仕途上默默耕耘。刘太后所赖以构成统治者，正是这些士大夫中的多数群体。而对于一些虽然逆她的旨意而行，却又未真正挑战其统治权力根本者，她也往往拉拢任用，以在其他土大夫中树立榜样，并能为她招来善于用人的美好名声，宰执中王曾、鲁宗道、吕夷简、张知白、薛奎、王曙等，以及台谏中刘随、孔道辅、鞠咏等俱是如此。然而，随着仁宗逐渐成长，刘太后主政的合法性越来越弱，对此进行挑战，要求她还政的声音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而刘太后对手中权力从未放松。 其实，刘太后早在仁宗即位之初，便提出“候上春秋长，即当还政”[10]卷九九，2296，在她的手诏中，也流露出“期见抱孙之欢，永遂含饴之乐”的想法[15]卷一四《真宗大祥后皇太后赐宰臣等手书》，68，但从其日后的行为看，这似是敷衍，而非出于真心。直到逝世以前，她一直掌控着朝中大权，仁宗在政治上一般只能听其摆布。但是，刘太后得以垂帘听政，其合法性之根本乃源于她与仁宗的母子关系，仁宗以幼君即位，她乃以家长的身份辅助儿子处理国事。然而，仁宗即位之时已经十三岁，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皇帝十五岁便算成年，可以亲政，也就是说，刘太后本该在天圣二年(1024年)之时还政于仁宗。但事实证明，作为仁宗成年的礼物，她只是在他身边安排了一位皇后，而从未提及还政。 延至天圣六年(1028年)，仁宗已经十九岁，按照传统观念，他无论在生理或心理上都算成年了。也就在这一年，一些士大夫终于忍不住，左司谏刘随喊出了要求太后还政的第一声：“帝既益习天下事，而太后犹未归政，(刘)随请军国常务专禀帝旨。”很明显，这是刘太后垂帘听政以来第一次有人挑战她的权威，并要求她交出大部分权力。她本人当然很不高兴，刘随也知此事非其一人可以促成，且此疏上后必不容于太后，故立即请求外任，而刘太后也顺水推舟，命他出守济州[10]卷一○六，2476。 但是，刘随的一石之音，并未立即激起士大夫千层之浪，他出朝之后的一年多里，并未再有士大夫提出让刘太后还政的要求。至天圣七年(1029年)末，才有士大夫再兴还政之声，这次上疏的是素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当年十一月，秘阁校理范仲淹疏言曰：“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其后，他“又奏疏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于是范仲淹像刘随一样，“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10]卷一○八，2526-2527。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范仲淹两封冒犯太后的奏疏，后宫的反应都是不予理睬。而且，无论刘太后对刘随或范仲淹如何不满，他们出守或出判外郡，均非她刻意贬谪，而是他们自求出朝。换言之，太后在天圣七年以前，并未对要求她还政的士大夫大加打击。此后将近两年里，朝廷重新回归平静，士大夫也无要求还政的言论。直到天圣九年(1031年)，翰林学士宋绶才又重新发出这一呼声。当年十月，宋绶上言曰： 唐先天中，睿宗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处分军国重务，除三品以上官，决重刑；明皇日听朝，除三品以下官，决徒刑。今宜约先天制度，令群臣对前殿，非军国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10]卷一一○，2567 严格来说，宋绶并非要求刘太后一次放弃全部权力，而只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办法，这一点跟刘随相似，但他引用唐朝先例，则比刘随更有理据，而与范仲淹直接要求太后还政相比，其语气和态度都谨慎得多。但此书一上，即“忤太后意”，太后立即降宋绶为龙图阁学士，出知应天府。显然，这次与以往不同，宋绶并非自求外出，而是太后因愤怒而将他赶出朝廷。当时已回朝任御史知杂的刘随，与殿中侍御史郭劝“并言绶有辞学，当留在朝，不宜处外，不听”，足见刘太后对此事的固执[10]卷一一○，2567。 在此之后，士大夫们要求刘太后还政的呼声越来越频密，明道元年(1032年)五月，进士林献可“抗言请皇太后还政”⑧；八月，滕宗谅与刘越因应皇宫大火一事，认为“国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10]一一，2588，因此请太后还政；其他大臣如孙祖德、刘涣、石延年等，也纷纷奏请太后还政⑨。其实大臣在此时上书请求太后还政，也是可以理解的。唐代武则天易姓称帝，也是在长久垂帘听政之后，且她称帝时，年六十六岁。明道元年时，刘太后已经六十四岁，虽然她并没有大肆诛杀赵氏宗室，在其垂帘过程中也无重大革易之事，然而她在仁宗成年后久未还政，士大夫们实在猜不透她内心的真实想法。此外，天圣九年她因其侄刘从德之死而大封其宗族门人，并为此一连罢免四名御史，第二年，林献可因奏请还政而被远贬岭南，这些举动，已使得“人心惶惑，中外莫测”[10]卷一一一，2582，引起士大夫们的担忧。既然无法探知太后的真实想法，又要维护仁宗以及赵宋皇室的正常法统，士大夫们唯有轮番上奏，要求太后还政。 然则刘太后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宋史·李遵勖传》记载云：“初，天圣间，章献太后屏左右问曰：‘人有何言？’遵勖不答。太后固问之，遵勖曰：‘臣无他闻，但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时还政。’太后曰：‘我非恋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5]卷四六四《李遵勖传》，13568刘太后此言未必不是出于真心，当时宦官若非受太后禁遏，早已蛊惑仁宗；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仁宗亲政后一段时期，的确沉迷酒色，自我放纵[10]卷一一三，2648；卷一一五，2694-2698。但笔者认为，刘太后虽没有废赵宋而代立的野心，但她不肯还政，更主要还是因为她对权力的偏执以及她对失去权力后的恐惧，此点在其晚年表现尤为明显。宋绶只是提议把部分权力归还给仁宗，便立即遭到贬责；其后，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腾宗谅、刘越、石延年等因请求还政之事而被责；但林献可却因此而被“窜于岭南”；刘涣差点被“黥面配白州”[10]卷一一二，2611-2614。由此可知，在天圣九年之后，刘太后责罚要求她还政的官员，并不是个案特例。 四、邻国之殇 为什么刘太后对要求还政者的态度有如此变化呢？笔者认为，这跟老年人的心理有关。现代心理学认为，随着年龄增长，记忆衰退，以及身边一些不幸之事的发生，老年人会有一定的心理困扰，如挫败感，甚至会出现抑郁、焦虑和愤怒等情绪。而在产生消极情绪方面，女性的比率高于男性⑩。天圣九年，刘太后已经六十三岁，与她相知相爱近四十年的丈夫早已离她而去，尽管把持一国朝政，享尽人间荣华，但在寂寞深宫之中，也必然备感孤独。而正在这一年，她一向疼爱的侄子刘从德死了，这让她悲伤不已，负面情绪不断增加。也是同一年，契丹发生的一件大事，更让刘太后感到惶恐。宋天圣九年，亦即契丹太平十一年(1031年)六月，契丹国主耶律隆绪逝世，谥曰“圣宗”。圣宗死后，其子耶律宗真即位，是为兴宗。圣宗遗诏，本以其正妻齐天皇后萧菩萨哥为皇太后，以兴宗生母顺圣元妃萧耨斤为皇太妃。但元妃匿藏此道遗诏，自为皇太后，并令人诬告齐天皇后谋反，将她以囚车押赴上京囚禁，又杀其左右百余人。不久之后，又派人赴上京缢杀齐天[10]卷一一○，2559-2560。 以上所叙述者，乃契丹一段宫廷政变，虽引起辽史研究学者的关注(11)，但却很少受到宋史研究学者的注意。笔者认为，这段历史其实与刘太后晚年一些行事施为很有关系。为何有此结论，可试比较刘太后与齐天皇后一些相似之处：其一，他们均是当时皇帝的正妻。其二，两位皇后均是膝下无子。其三，萧氏与刘太后在抚育皇子上，有相似的经历，而皇子的亲生母亲，均是后宫宫婢。但是，萧菩萨哥并没有刘太后如此强势的手腕，且契丹皇族的婚姻制度，也注定了她的悲剧(12)。刘太后与菩萨哥，虽从未见面，但已神交多年。早在乾兴元年(1022年)仁宗即位之初，辽圣宗即对菩萨哥说：“汝可致书大宋皇太后，使汝名传中国。”[10]卷九八，2282从此以后，两位皇后在每年的正旦与双方寿辰，皆互通使节，菩萨哥被陷害致死，对刘太后而言实乃不小的震撼。刘太后作为当局者，有足够的时间去认真研究邻国皇族的婚姻制度，并从此事中吸取教训。 显然，辽圣宗并没有像宋真宗那样，为菩萨哥保守皇子并非亲生的秘密，相反，他除册封兴宗生母为元妃外，还大力扶持元妃家族，使其“三兄二弟皆封王”[14]卷一三《后妃传》，144。故此，在圣宗逝世后，能真正掌控新皇帝的乃元妃萧耨斤而非皇后菩萨哥。据《辽史·兴宗本纪》记载，圣宗崩于太平十一年六月，就在当月二十五日，自立为皇太后的萧耨斤虽未立即把菩萨哥杀害，但也已把她的亲属萧锄不里与萧匹敌赐死，萧延留等七人弃市，并将菩萨哥本人迁于上京囚禁[16]卷一八《兴宗一》，211-212。据《长编》记载，契丹告哀使在七月初一来到开封宋廷，元妃自立为太后之事，也必连同圣宗逝世、兴宗即位的消息一起，正式通知宋朝，据《长编》记载，“皇太后举哭如上仪”[10]卷一一○，2563。 从情理上说，刘太后此时应该是为死去的辽圣宗“举哭”，但这何尝不是一种兔死狐悲之感？她与萧菩萨哥可谓同病相怜，又岂会不为其事感到惊惧呢？宋绶上书请刘太后把部分权力归还仁宗，即遭刘太后力行贬责，这正是刘太后内心恐惧的反映。她深知自己远比菩萨哥幸运，因为真宗为她保守了仁宗并非亲生的秘密。她能够稳操皇权，处理大政，乃因仁宗一直以为她是他的亲生母亲，故受到亲情与孝道的束缚。然则真宗死后，刘太后又如何继续保守这一秘密呢？李焘明确指出此中原因，乃“人畏太后，亦无敢言”[10]卷一一一，2577。人们何以“畏太后”，乃因太后手操实权。倘若刘太后真如宋绶所言，让出部分权力，则其专制权威从此打开缺口，她也未必能再有效的控制仁宗。仁宗身边遭刘太后禁遏的内侍甚多，若他们为讨富贵，趁太后权力减弱，把此重大秘密告知仁宗，甚至怂恿仁宗立李氏为太后而废刘氏，则刘太后与菩萨哥的下场亦相去不远矣。从这个角度看，刘太后跟李遵勖说“我非恋此，但帝少，内侍多，恐未能制之也”，恐怕也是担心仁宗年少，容易受内侍蛊惑，利用此事对她这个养母进行打击，让其晚年不得善终。 这一判断并非无理推测，事实上，在刘太后死后，仁宗曾一度听信谗言，派兵包围刘氏娘家府邸。仁宗启棺验尸，知李妃非鸩死才撤兵[17]9。仁宗知道李妃“非鸩死”，即说明有人对仁宗说李妃乃被刘太后毒杀。据《长编》记载：“或言太后(李氏)死非正命”[10]卷一一二，2610，这意味着李焘在编写《长编》时，也不确定是谁说李宸妃死于非命的。笔者认为，说李妃死于非命者，应为仁宗左右曾受刘太后遏制的宦官。刘太后自己虽重用宦官，但对仁宗身边的宦官却多有约束，故他们在太后垂帘之时并不得志，此时中伤太后，一则可以逢迎仁宗伸张权力之志，二则可以借机以图进取(13)。不但宦官如此，朝中官员跟红顶白者甚多，太后一旦失势，起而攻讦者大有人在。太后驾崩后，就有不少官员在仁宗面前诋毁她，后来还是范仲淹为她说了一句“掩其小故以存大德”的公道话[10]卷一一二，2616-2617，才平息了这些争议。 正是因为有了菩萨哥的前车之鉴，刘太后才会在天圣九年以后力保自己垂帘听政的地位不动摇，而对敢于请求其还政的大臣予以沉重打击。然而，在朝中大臣看来，太后是越来越恋栈权位了，为了不让唐代武氏代立之事再次出现，他们要求太后还政的呼声也就越来越高，甚至不惜利用明道元年的皇宫大火，说“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10]卷一一一，2588，对太后的执政加以彻底否定。刘太后方面，面对各种天灾以及朝廷内外反对她的声音，她的挫败感是非常强烈的，而作为老年人，负面情绪不断增加，人也开始变得固执，甚至偏执，于是她在明道二年(1033年)上演了服衮冕祭祀太庙的大戏(14)，目的是为了彰显女性的权力与地位。但在男性士大夫看来，这又是对传统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对女主“专权”的恐惧又进一步加深，反对太后的力度也随之加大，双方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