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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关键词：西南边疆史；区域史观；阐释路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时期西南边疆治理与区域社会互动整合研究”（16BZS10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尹建东（1965—），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 一、研究现状与学术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与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以及中国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杨成志、夏光南、凌纯声、陶云逵等为代表的国内部分学者，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的研究，“由于对主权的关怀，‘边疆’遂在民国年间成为重要语汇，见之于许多国家表述和民族建构论述当中。”[1]在此背景下，一些关注西南边疆问题的学人，也自觉地将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以彰显特定历史时期学术思想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性。[2]于是，当时出版的一系列综合性的“边疆史”“民族史”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相关内容。不过，在“夷夏有别论”、“用夏变夷论”等传统惯性思维的长期影响和作用下，研究者在对包括西南在内的中国边疆历史进行表述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王朝国家时代的“华夏中心观”的影响。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年）、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1944）、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年）等代表性著作，主要是依据“二十四史”中的王朝“历史记忆”，对历代疆域的形成、发展和沿革加以阐述，并且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强调族群边际与疆域边界的重叠和吻合。这实际上还是以“华夏中心观”，来论证中国疆域的空间范围及其历史延续性的。 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路径来看，大多数学者虽然没有完全摒弃历史上形成的华夏中心论和民族歧视心理，但是在当时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的社会情境下，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历史叙述中注意到了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边疆史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受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影响，所以更加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相互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3]（P.284）甚至还涉及到地理学、生态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西南边疆史研究出现了与其他学科交叉合作的可能。但是由于研究者长期以来受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历史叙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文本表述中，又不可避免地将西南边疆的历史视为华夏文明要素的“传播史”——即“典范”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