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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心”与“边缘”：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多元结构的属性及特征 地理空间既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但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这种二元结构的空间概念和认知模式，是由中原王朝“华夏中心观”的文化想像所界定，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的出现，预设了“天下”作为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王朝国家体系中不同层次“中心—边缘”的划分和存在。在中原王朝的等级秩序空间结构中，中原地区是王朝的中心和文明的发源地，而“远方殊俗”的边疆区域则是落后甚至蛮荒的化外之地。因此，历代文献记载中所谓“蛮荒”“异域”“化外”“边陲”等概念，正是这种观念和语境下的产物。这类描述旨在体现中原王朝视野下边疆地区落后“蛮夷”的形象特征，也反映了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夏中心观对于边疆社会历史的建构和书写。 王朝国家体系下的“中心—边缘”关系格局，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传统疆域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两个基本维度。其中，稳定性强调的是，“边疆”始终为华夏核心区的外围区域，是王朝国家相对于统治“中心区域”的领土边缘部分，同时也是非华夏群体生活的“异质性”文化区，即所谓的“蛮夷之地”。“华—夷”“化内—化外”等具有内生逻辑关系的二元对立概念的出现，表明了边疆的区域性结构要素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了某种稳定性。流动性强调的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疆域空间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变迁。历史上由于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得“内地”与“边疆”之间一直处于伸缩变化、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所以从辩证的关系来看，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稳定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流动性才是绝对的，疆域的稳定性是以流动性作为前提的。 就西南边疆地区而言，学术界虽然常常将“西南”或“西南边疆”看做是一个整体性的地理或文化概念，但由于其本身的“非均质性”及多样性特征，使区域内部同样具有“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结构，均呈现出和“内地与边疆”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具体来说，西南边疆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首先通过垂直分布带形式的“山坝结构”呈现出来。在人类学视野中，“山坝结构”主要是指自然环境中山区与坝区的差别及其相互关系。其中，“坝子”不只是一个与地貌有关的地方概念，“它所指的‘山间平地’的地貌特征及其与之对应社会政治空间，都曾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变迁，与当地的政治体制、农业、交通、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着”。“在今天看来，规模化灌溉农业的发展是‘坝子’最重要的经济条件，使得它具备比山坡和河谷更高的人口承载力；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坝子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城镇、周期性的集市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坝子中”。[7]（P.4）从空间关系上来说，正是由于西南各地大量错落分布的坝子存在，并且分别产生出对特定区域的辐射和凝聚功能，才可能在秦汉之前出现“滇”“夜郎”，在唐宋时期形成南诏、大理这样的“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 其次，西南边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除了地理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地人群的长期活动，它决定了区域构造中不同层次的“中心—边缘”关系及其互动。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表明：“垂直地带性规律的表现特点是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层次性，对历史区域的影响形式可概括为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历史条件下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集中于河谷平川、河口三角洲和山间盆地，立足脚下向周围地带拓展的主动权在山下而不在山上，山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不便和限制因素，注定它与外界接触中，面对对方更多的是吸收（尤其是思想和技术方面）而不是向外推出，这种现象强弱与否又是与山地海拔高度的增升成正比关系”。[8]（P.223-224）西南边疆地区复杂的山地地貌，为在此生活、居住的人群划定了若干彼此相对隔离，但垂直差异显著的地理空间。在同一地理单元内的不同地带，分布着多种族群，他们很早就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生计方式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使得族群之间的互动交流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尽管这种交流的空间范围有时显得较为狭小。但是如果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交流同样存在于西南边疆地区不同的“中心—边缘”体系之间。由于区域间物资的流通、族群的流动以及地方政治、宗教体系的长期互动整合，从而发生不同程度的交织与互换，维持着更高一个层级的跨区域的网络，甚至经由区域的“中间地带”将不同类型的族群、社会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域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可以这样认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环境、生态差异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范畴，它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也正是区域形成的动力，区域差异越大，流动性也就越强。区域间的动态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西南边疆社会变迁的视角。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西南边疆“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动，不仅仅是区域内生性结构的变化，很多时候与区域外来力量即“介入性力量（intrusive system）”推动密切相关。自汉代以来，西南边疆在不同历史阶段，伴随着王朝军事政治势力的进退、统治重心的转移、汉族移民的迁入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动。外部力量的介入打破了区域内部原来的“中心—边缘”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南边疆的地缘关系及地缘结构。这其间，中央王朝一方面不断向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适宜农耕的核心区域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与渗透，使其逐步被纳入到王朝国家体系的结构之中。另一方面，在西南疆域内的不少地方，由于受地理空间及自然生态等方面的限制，国家力量无法介入，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使得原有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得以延续。因此，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不同区域的开发治理过程并不完全是同步并行、协调一致的，这导致国家的统治策略和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且，伴随着疆域空间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区域“中心”与“边缘”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也会自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创造出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关系，从而为更大范围内地域性政治中心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总之，“中心—边缘”关系理论既是一种研究视角，同时也是贯穿始终的分析架构。这一分析模式关涉双重含义，既指代地理空间上的层次，同时又可将其理解为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一种权力关系和交往空间。因此，“中心—边缘”模式并非是静态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动态的、辩证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西南边疆不仅是一个相对于“中原”而存在的动态地理观念或者动态的人群划分，同样也应该将其看做是探究“华夏文明”的一种“边疆”视角和立足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