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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的50至8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大调查和民族识别，一度是该阶段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五种生产方式”开始成为学术界阐释中国境内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指导历史分期的主流话语。于是，族别史研究也自然成为了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知识，被系统性地“发掘”和“生产”出来，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不同“民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亦被视为历史发展轨道上的客观性存在。在这种情境下，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摒弃了以往“华夷关系”模式中固有的民族歧视、民族偏见等大民族主义历史观；但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边疆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则又落入了为后来学者所诟病的“单线进化论”模式的窠臼。在该理论逻辑的影响和主导下，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就成为了其被划入某一“阶段”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于是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就有了所谓的“先进”和“落后”之别。这种单纯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研究模式，一直是这一时期西南民族史与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 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范式随着学术反思的深入和理论视野的拓展日渐式微，西南边疆史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论著相继出版。如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1987），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1987），方铁等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1997）、《西南通史》（2003），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1990）、《中国边疆经略史》（2002），王文光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2015）等。上述成果从不同层面对西南边疆的变迁沿革；西南政区的历史演变；历代中央王期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以及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特点，作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相关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发掘，并部分地吸收了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注意历史上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轨迹，特别关注不同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的变化特点。 总体而言，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到目前为止，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该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至于重大及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4]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出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方法论和研究路径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而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自上世纪50年代随着西南民族史学范式的建立，学术界多沿用“民族史”“族源史”或“开发治理史”等路径，来讨论国家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关系以及边疆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问题。这类研究虽然一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很容易产生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在多数情形下，把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完全纳入到“少数民族历史”当中，以历史上较为模糊的民族融合、认同，来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丰富性和多变性，并以此作为该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 ；二是把中国西南边疆地方社会变迁，看作中央王朝对其进行“开发治理”整体过程的表现，掩盖了西南边疆与外部多元互动关系。这些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南疆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尝试性提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视角，旨在反思以往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通过对区域史相关理论方法的梳理，以期能够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维度，这或许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南边疆多元结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的理解和认知，从而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