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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洱茶产于中国云南边境，这一区域正好属于近年来广受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Zomia地区。自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贸易网络在亚洲腹地的形成，大量汉族移民迁徙至六大茶山，使得西双版纳成为清中央王朝与傣泐地方政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交融互动的一个活跃地带。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对James Scott有关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简而言之，Scott似乎过于 强调政 治和军事等“国家效应”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 关键词：普洱茶贸易；佐米亚；高地与低地；族群互动； 作者简介：肖坤冰，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纽约大学环球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联合博士后(四川成都610041)。； 一、“过程论”视野下的边境研究回顾 最近几十年以来，不断发展的理论挑战了将地理空间视为固定的观点，相反，学者们认为空间尺度(spatial scale)与地区配置(regional configuration)是对政治与经济转变的回应，人文地理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动态地转变的。大致说来，这一观念的形成可以说是受到了两大法国学术传统的影响。首先，自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空间的生产”以来，这一理论就被以后地理学家不断发展和延续，并经由唯物主义方法论应用到人文社会，揭示出政治与经济活动是如何生产出地理空间以及“表征”的。其次，由布罗代尔引导的法国年鉴学派强调文化与经济纽带型塑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研究传统，也对区域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传统都为Willem Van Schendel在研究亚洲内陆/南亚的过程中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概念“Zomia”奠定了基础。作为亚洲高地边境的一个替代性概念，Zomia这一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对地区研究模式的一系列质疑。Willem Van Schendel指出二战以后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在对地区进行分割并进行专门研究的过程中，导致出现了一些被忽略的地理(geographies of ignorance)，他将这些被忽略的边境地带称之为Zomia。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将Zomia的概念缩小到Willem Van Schendel所指范围的东半部，即包括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与越南、缅甸、老挝等交界的区域。他进一步指出Zomia的社会结构具有部落性(Tribality)与平权(Equalitarianism)的特点，“低地”与“高地”之间的地理环境差异导致了当地特殊的“政治治理艺术”，山地成为许多人选择主动逃离平原“王国”的去向，使得边境兼具“边缘”和“退避”的政治与文化意义。Scott的研究所带来的启发是，分析某一区域的族群文化，必须将其纳入一种与当地环境关联互动的维度当中，才可能多角度地阐释在国家一体化的结构过程中，各族群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如何采取“策略定位”(strategic positionings)发展出与其复杂地形特征相匹配的文化认同。此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高低”与“低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历史上区域地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譬如Arjun Appadurai称之为“过程地理”(process geography)的方法论主张，即最好将“区域”视为通过“主题”创造出不同地形的“初始语境”，而不是将其视为被不同先在的主题标记出的固定地形。这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响应。纪若诚(C.Patterson)从市场、商帮、货物、商业组织等各方面分别加以描述，重新勾勒出了清代云南边境的贸易往来网络。他认为，这些网络将Zomia山区和中国与全球化的变革联结在一起，对这种“流动性”的研究可以揭示出隐藏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变化的地理学。此外，Deleuze和Guattari提出了一个更广泛和激进的观点，即将边境的“归域”(reterritorialization)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社会星群”(a unified social constellation)的生产，即“装配”(assemblage)概念。这也进一步启发了Kim Dovey将地方视为处于“国家”和“市场”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分隔带”(socio-spatial segmentarities)之间的“配装”的主张。国外学者外，中国学界也逐渐对斯科特的Zomia研究展开了讨论与反思，如龙圣对山地族群政治选择多样性的思考。 云南省西双版纳为清代横贯亚洲腹地的普洱茶贸易的源头，在这一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都极为复杂的边境地区，普洱茶成为当地各山地民族与外界互通有无的重要物资。本文将以普洱茶的流动为线索，探讨清代生活于云南边境的“高地”民族是如何通过普洱茶这一特殊商品与“低地”政权(傣泐土司)以及清中央王朝实现博弈互动的。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分别从政治、宗教、市场、族群等角度讨论了不同因素在历史上对西双版纳地理和文化的影响。如Cohen通过对活跃于中国、缅甸、泰国边境地带的南传上部座佛教宗教领袖KhrubaBunchum的活动分析，认为这种由宗教信仰所连结起来的想象的神圣空间事实上形成了一个跨国界的“佛教王国”，超越和挑战了现代“民族-国家”所主导的“边界”话语权。0世忠认为西双版纳自称为Lue(泐)或者Tai-Lue(傣泐)的傣族在历史上曾经是夹在中缅两大政权中的一个独立王国，这个王国处于中、缅、暹罗等强权环伺之中，以傣王Chao Phaendin为认同象征，以区别于语言文化上极为相近的泰语各邦。Ann Maxwell Hill试图去回答为何在地理环境上占优势的傣族在普洱茶贸易中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她认为前人主张的“文化决定论”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还应该从“地理-市场结构”“政治-社会阶层”来进行分析，强调了市场、政治和文化在西双版纳茶叶贸易中的综合性影响。濮德培(Peter C.Perdue)指出西双版纳地区盛极一时的商帮和普洱茶交易，体现了边境族群通过迎合中原王朝统治者可以获取更多经济利益，但在此过程中却也付出了边缘身份进一步强化的代价。由于普洱茶本身特殊的“物质性”，对普洱茶近几十年来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实际上也涉及到其历史角色的演变。洪伯邑以地理学研究方法切入，从普洱茶产业的发展轨迹里，观照中国西南边疆改变中之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指出当地少数民族与茶树、茶商和官员的日常互动型塑了边疆的地景样貌与人地关系。余舜德指出普洱茶的“物性”及其价值并没有一套客观存在的文化体系，这一体系实际上是在茶人、茶商及消费者的品尝行动与交织互动中逐步建构的。张静红认为普洱茶的形象转变与其产地的文化表征之间具有密切联系，普洱茶由一种古代的边缘社会消费品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时髦体现出一种“交替真实性”(alternative authenticity)，而这种“交替真实性”是多变的社会图景的一部分，也体现了人们对国家、地区和个人身份的理解的转变。 本研究尝试将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对“物质”流通的追踪与“族群互动”研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结合，力图呈现出中国西南边疆的“物质文化”研究对于学科理论范式之特殊意义。具体而言，本文将展现随着清代西双版纳普洱茶加工贸易的兴起，茶叶是如何将生活于不同海拔、不同环境中的各族群勾连在一起的：普洱茶的生产培植群体(高地少数民族)与其代理人(傣泐贵族阶层)、长途商贩(回商)与大的坐商(汉商)、当地的平地统治者(傣泐土司)与清中央政权等不同群体，是如何围绕茶叶这一重要物资而展开互动博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