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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以物质贸易维持动态平衡的云南边境Zomia社会 本文回顾了清代云南边境地区的普洱茶产销历史，对当地的低地统治者傣泐与清中央政权、各山地族群和汉人移民在普洱茶贸易流通的各个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试图以此案例对JamesScott对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通过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清代云南西双版纳各族群虽然都生活在Zomia这一大的政治与生态环境中，但各族群在具体的海拔分布、主要生计模式、立场(positionality)、语言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各具有不同的特征，但这些差异性正好形成了互补性，使得高地和低地族群在频繁互动中激发和保持了西双版纳地区的商贸活力，创造了普洱茶在清代的空前繁荣。高地和低地各族群之间只有通过协作、相互承认和各自保持在普洱茶贸易链条中的某一角色定位，才能维持整个贸易网络的动态平衡。 通过清代云南边境普洱茶贸易的案例，本文对Zomia研究的思考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西双版纳地区的普洱茶贸易体现出云南边疆这一Zomia社会的“物质性”本质，即维持该地区各族群之间长时段动态平衡的本质是紧密的经济协作纽带(市场)，相对而言政治性(国家)的作用更显示为策略性和暂时性。Scott虽然明确地指出，高地Zomia是周边国家很多高档商品的丰富货源地，但他并没有深入讨论其价值——这些商品虽是由Zomia所生产或经手的，但其价值却是由周边国家具文化特性的市场而定的事实。正如普洱茶的贸易流通链条一样，最终这些茶叶的消费者大部分是全国各地的汉人，饮茶本身就是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一种“高雅的品味”(refined taste)。因此，在与低地的“国家”与“市场”的交往互动中，这种满足了低地特殊需求的“经济作物”(cash crop)才是Zomia山民进行交换和获利的主要物质，它在维持整个Zomia地区的动态平衡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农产品和政治的影响，但这一点并未引起Scott足够的重视。 其次，Scott认为，高地是“国家效应”的产物，低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扩张，总是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地移民潮，他将这些山地居民看作是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然而，清代迁往西双版纳的汉族和回族移民却并非遭受压迫而被逼逃离，而是受到普洱茶贸易的利润驱使以及被当地政权的“优惠”政策招募而去的。与其说他们是避难者，毋宁说他们是一群受到低地国家政策庇护的利益追逐者(profitseeker)。这些移民浪潮也与低地国家的军事扩张无关，而是由Zomia的商品贸易繁荣推动的。简而言之，Scott似乎高估了政治和军事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 再次，Scott注意到了不同信仰成为高地人和低地人区分和排斥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山地人倾向于信仰万物有灵论，而低地人崇信救赎宗教的“大传统”。这一点在本文关于阿卡和傣泐对于各自信仰的解释中也得到了印证，即不同的信仰严格划分出族群边界，并且也影响到通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高地人和低地人之间若因为某种利益驱使需要结盟，除了“改宗换教”(converting)以外，联姻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管道。在中国西南Zomia地区，“汉父夷母”式的先祖故事普遍存在，并且通常这样的家庭后裔都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统治精英。因而当我们在考虑Zomia政体与社会整合时，似乎还应将“联姻”纳入到一个较为重要的考虑范畴。 （本文原载于《民俗研究》2018年02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