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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洱茶产销过程中的边境族群互动 普洱茶作为云南高地的一种特产，其价值的实现在于其在“高地”与“低地”之间的流动和交换。作为在边缘社会中的一种经济作物(cash crop)，普洱茶的消费群体并不在当地生产茶叶的山地族群中，而是从高地销往低地，经由各级收购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手流向了内地各集镇、藏区及东南亚诸国。普洱茶的繁荣是“低地”的需求市场与“高地”的供给市场协调发展的结果，其中涉及多个族群的频繁互动。从需求市场来看，藏区和青海蒙古族地区对云南茶叶的大量需求，刺激了普洱茶的种植与销售。为了满足这些游牧民族对茶叶的市场需求，清廷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允许外地商人到云南贩买茶叶。顺治十八年(1661年)，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奏准在北胜州(在今永胜县)试行以马易茶。康熙四年(1665)，经清廷许可，乃在北胜州正式开辟茶马互市。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又议准，云南之茶引颁发至省，再转发丽江府，由丽江府按月颁给商人，赴普洱府贩买，运往鹤庆州中甸之各番夷地方营销。由此逐渐形成了普洱茶的营销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横贯亚洲腹地的销售网络中，云南的汉商通常从事茶叶在当地的生产加工以及大宗批发，从总体上控制了普洱茶贸易，而赶着马帮长途贩运普洱茶的则以穆斯林商人居多。 如前所述，普洱茶虽然产于边境少数民族群落中，但“土人不得探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因此，普洱茶的栽培、加工与销售都离不开汉族移民的参与。清代由于内地人满为患，乃出现流民向边疆人口较少地区大量迁徙的现象。今思茅、西双版纳是流民进入较多的地区。清代云南民谚曰：“穷走夷方急走厂”，指外来流民至云南，要么赴“蛮夷”所居的边疆辟地谋生，要么入厂矿当矿工。比如占移民人口总数最多的石屏汉族大多就是在食不果腹的环境下大量迁徙到易武的。尤其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清政府为了完成贡茶任务给石屏移民颁发了茶山执照，由此催生了石屏汉族移民茶山的热潮。到乾隆末年，整个易武100多公里长的山梁上处处是茶山，商旅往来不绝。除了汉人以外，回民也在普洱茶贸易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实施茶引制以后，莽枝茶山迁入了大量的汉商、回商，四百多当地住户中，其中回族近百户。如莽枝的牛滚塘的街两头一边建有关帝庙，一边建有清真寺。在易武的弯弓大寨，至今仍留有清真寺的遗址，可见曾有不小数量的回商聚居于此。1897年，清政府还在易武设立了海关，易武茶通过越南莱州、老挝丰沙里销往香港和东南亚各国。 改土归流之前，六大茶山的茶叶收购被大大小小的土司所垄断。改土归流之后，普洱茶从由车里宣慰司管理改为普洱府管理，茶商持“茶引”购茶。尤其是雍正十三年(1735)“云南茶法”的颁布，对普洱茶的包装、计量、买卖、税收、茶引，以及茶商进入茶山买卖茶叶的行为等都做了明文规定，让普洱茶交易有了可循之规，由此更加刺激了汉商的不断迁入。西双版纳的普洱茶产业大致由“产”和“销”两部分组成。“产”指的是鲜叶和散茶的交易，指茶农直接出售鲜叶，或者经过初步加工成毛茶以后再卖给茶商。这一环节主要由各山头的土司和头人所控制。“销”的部分则是指的茶商将收购的鲜叶和毛茶再进一步进行精制加工以后再转销到全国各地。这一环节主要由汉商和回商操控。最初茶商只是每年在春茶季节来到六大茶山收购茶叶，随着普洱茶带来的利润刺激，为了抢占市场先机不少茶商干脆就长期待在茶山，从而形成了座购铺的形式。随着资本的积累，一些大的茶商不再满足于只是收购当地茶农的茶叶，他们开始在茶山置地办厂，形成了供销一体化的茶庄。各个茶庄为了区分自己制作的茶叶与别家的茶叶，就在茶饼中放入了内扉，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茶号。值得注意的，这些大的茶庄几乎全都由汉商经营，但通常也需要傣族贵族及头人作为中间人从中斡旋，参与议价和收购过程。 六大茶山在经历了“改土归流”的动乱以后，一方面清政府意识到了傣族统治阶层在普洱府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傣族头人们在高地各族群中的号召力、凝聚力远远大于封建中央朝廷派来的流官(主要是满人、汉人)，故转而采取“土流结合”的办法。另一方面，当地的傣族土司也意识到普洱茶虽有利可图，但由于当时大部分傣族均不懂汉语，因此必须依靠与汉人协作才有利于扩展外部市场和管理茶山。因此，一部分擅于经营的土司及头人也通过汉夷联姻拉拢汉族精英，进一步加强对外的商业联系。清雍正年间，被称为“六山一老”的倚邦土千总曹当斋就来自于一个“汉父夷母”的家庭。曹当斋的祖父为汉人，在清康熙初年贩茶来到倚邦，当时很多内地汉人迁来种茶，倚邦老总深感不会汉语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于是招了曹大洲这个汉人入赘为女婿。倚邦老总去世后，其职位由曹当斋的父亲继承，曹当斋长大后又娶了当地头人女儿叶氏为妻。曹当斋既对中原文化有认同感，同时也深谙当地民情，能够妥善处理与当地各山地族群之间的关系。在他治理期间，六大茶山的普洱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敕命表彰，同时还表彰其妻子叶氏有“撷苹采藻之品格”。实际上在整个高地Zomia，贸易和联姻之间交换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彼此勾连的。因为在贸易交换中，高地Zomia社群所建立的权威合法性，必须能够将其水平而集体式的权威组织与垂直式的国家权威组织做一个连接，这种连接在婚姻联盟和伴随联姻而来的种种交换关系中，又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既普遍又非常特别的关键性枢纽。 清代的普洱茶兼具“贡茶”与“商品”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普洱茶被列为贡茶从遥远的云南边境进贡到皇室，是一种边地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央王朝“归顺”的物化象征；另一方面，与国家的“硬”权力相比，作为商品的普洱茶的经济触角延伸地更远，且一直与低地的中心地区保持了繁忙和互利的贸易。因为价值越高，而重量和体积越小的商品越可以到达更远的地方。 前面已经有所述及，在普洱茶的整个生产销售环节，茶山内部实际上也分化为三个等级，即主要由汉商(大的茶号)和少数回商(长途贸易)控制的茶叶对外销售，傣族土司及头人充当的“代理人”负责收购，其他各山地族群则主要从事茶叶的栽培、采摘和初加工等生产环节。Ann Maxwell Hill认为，普洱茶产于傣族“治理”下的西双版纳，但在茶叶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汉商而非傣族土司，除了更具有商业敏锐性以外，汉人对内地市场的熟悉程度和丰富的商业经验，以及“改土归流”以后逐渐规范化的茶法都更有利于汉商的发展。 尽管汉商在普洱茶的市场交易中占据了诸多优势，但汉商在茶叶的初加工和收购环节仍不得不依赖各土司和头人作为“代理人”，其中一个不应忽视的因素是云南边疆“瘴气”的影响。有意思的，尽管普洱茶产自于云南边境，但当地各少数民族却都尊崇同一个来自汉族的茶祖——三国时期的蜀相诸葛孔明，在西双版纳有大量关于孔明的传说和“地景”，至今哈尼族、布朗族、傣族、彝族等山地民族仍在每年采摘春茶时祭祀孔明。关于诸葛孔明与普洱茶的起源传说大致可概括如下： 孔明率军南征到云南地区，将士们遇到大山中的瘴气中毒染病。一日，诸葛亮梦见白发老人托梦，顿悟出以茶祛病的方法。茶到病除，士气大振。为了答谢白发老人托梦之恩，更为了造福当地百姓，在征战结束后，诸葛亮在当地大山中播下大量茶籽，种茶成林，并把烹茶技艺传授给当地人。 这一传说以“口头叙事”的方式将茶叶与瘴气、汉人与少数民族、征服与被征服等诸多要素勾连到了一起，在边境各山地民族中代代流传。一方面体现了Scott所谓的高地族群主动选择“无文字历史”的“策略性优势”——它具有潜在的弹性，可以进行策略性调整和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山地族群“有多少历史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是为了确定自己与强大的、有文字的邻居的位置关系”。诸葛孔明在此无疑扮演了“英雄祖先”这一角色，是当地少数民族与“国家政权”既保持距离又保持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的一个叙事符号。 这一传说中关于普洱茶最先是为抵抗瘴气而被“发现”的，也表明了普洱茶的培植栽种范围事实上与云南边境的“瘴气”具有地理空间上的重合。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的发展，的确有大量汉族及回族移民迁徙到西双版纳，但这些移民大多是选择地势相对较低的“街上”或“坝子”聚族而居，与生活在高地的少数民族仍保持着距离。医学人类学对瘴气的阐释认为，瘴是汉人在边疆对环境不适应的身体感，瘴是汉人移民在边疆的疾病体验，瘴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话语形式。云南边疆的瘴气与其说是一种存在于边疆的地理环境事实，毋宁将其理解为土著在抵抗中央军事力量进入时的一种策略性话语。如明代大理段氏为威慑明朝军队，在《大理战书》中对瘴气有这样的描述：“据西南称为不毛之地，易动难安，即日春气尚喧，烟瘴渐重，污秽郁蒸染成痢疫，据汝不假砺兵，杀汝不须血刃。”可见，对于边地瘴气的危害性有时可能是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策略。采取“自我野蛮化”人群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都适合于逃避国家的统治。云南边疆的行政长官们也采用了这一当地少数民族比汉人更能抵抗瘴气的假设。其结果是，瘴气作为生物民族志话语成为描述和区分云南行政管理空间差异的工具。帝国秩序不得不对瘴疠(疟疾)采取一种政治妥协，只能间接地控制边界以内的地区，而将那些瘴疠横生的地方留给土司们去管辖。因此瘴气也在西双版纳的核心腹地建构出一种“危险/安全”的两义性：对汉人而言，进一步深入茶山暗示着将遭遇更为“野蛮”的山地民族，同时身体可能也将招致危险；但对傣族头人们而言，这种“瘴气”覆盖的范围恰恰是他们在地理、族群和生态各方面都非常熟悉的安全地带。相反，越过了“瘴气”的边界，对于汉人社会的制度和市场的不熟悉也将造成其心理恐惧，因而双方都乐意互为“代理”——即汉商帮傣族土司及头人“代理”普洱茶在外部市场的销售，傣族头人则帮汉商“代理”本地茶叶的收购。这样的分工也恰好符合清政府“流官管土官，土官管土人”的地方治理策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