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遗产是一种历史记忆方式。然而，任何记忆都伴随着遗忘。在遗产概念与运作方式引入之前，中国人原本也有自己的历史记忆方式，确保了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传承延续、生生不息。正如著名汉学家Pierre Ryckmans所观察到的，“在中国可以不断地感受到过去的存在，有时甚至在那些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亦是如此，而这却给了外来参观者更大的冲击。”[1]在不断升温的“遗产热”中，有些问题时常被忽略：关于历史/过去，当前主流的遗产思维与运作体系在记忆什么？什么又在被遗忘？在这样的记忆与遗忘之间隐藏着什么样的“遗产政治”(the politics of heritage)？回溯中华文化传统，与“遗产”相似或相对应的历史记忆方式又是怎样的？它对于当今的遗产实践与研究有何启示意义？ 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迫切需要受到关注的重大问题。没有对这些问题的深刻思考，“遗产热”很容易沦为一种运动式的盲目狂热。本文无意也不可能逐一加以分析与论述。本文选择的是一条迂回的路径：以古代方志文本中有关“古迹”的书写为基础，我们试图初步呈现和探讨一种中国传统的历史记忆与思维方式，重点挖掘它与普世化了的“遗产”理念之间的差别。在这样的跨文化讨论中，我们或直接或间接地触及上述问题。藉此，本文也希望能打开一条不同的“遗产政治”反思路径，启发中国遗产研究和实践走向本土化转向。 二、遗产政治：跨文化的解读 在进入中国传统的“古迹”书写与历史思考方式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下学界对遗产政治的研究与思考。近二十余年来，国际遗产研究界兴起了一股反思全球“遗产运动”的热潮，“遗产政治”是其中的核心论题。这里“政治”是一个广义概念，或者说是一种隐喻，它泛指各种不平等关系以及斗争与对抗所发生的场域。在“遗产政治”视域中，学者们关心的是：面对过去及其遗留，什么被视为有意义/价值的，什么被忽视或被刻意掩盖的，这样的选择是出于何种目的，可以如何为当下所用，导致了怎样的“政治”后果。[2][3] 从跨文化的角度看，源于欧洲的遗产思维与运作方式暗藏着西方的霸权，[4]“遗产运动”成了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虽然保护了历史的遗存，但却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不同文化中本土历史观和文化思维方式的破坏。[5]Laurajane Smith敏锐地看到了“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AHD)的存在，指出AHD强调的是遗产的原真性、物质性、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以及它本身所具有的史学、艺术与科学价值。这些实际上体现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历史观和文化思维逻辑，反映的是中上层白种人的志趣。它顺利进入并构成了UNESCO的公约、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及其分支机构的宪章和指导原则、各国的法律与文化政策，成为普遍的标准和毋庸置疑的常识。[6]Emma Waterton对英国的遗产政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公约与宪章的话语分析，将AHD的思维方式及其生产的遗产政治更为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之后，AHD仍未有根本性的转变。(1)[7][8] 近年来，国内遗产研究的批判性不断增强，一些跨文化的反思也开始出现。李军借助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追问了“文化遗产”观念的产生与演变过程，揭示出隐藏其中的“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控制。[9]喻学才不仅对世界文化遗产概念提出了质疑，还将其研究延伸到对中国古代遗产保护实践的梳理和一些中国思想家的遗产保护理念的挖掘。(1)朱煜杰直接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初步讨论了中西遗产保护观念的差异，指出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特征的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的必要性。[10] 遗产保护的根本原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那么，遗产的文化多样性究竟何在？西方有学者从不同的多元文化理论出发，探讨多元文化社会中遗产的多元路径。[11]这当然不无裨益，但我们认为，对于遗产文化多样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深入不同的文化传统，考察与今天所谓的“遗产”相对应的言说、理解与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念。一条可行的路径是，到不同文化的历史文本中去发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