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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人群研究 笔者认为:族群(ethnic group)，是指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成员或祖先所具有的体核的、民族的、地理的起源。共同的文化渊源是族群的基础，文化又是维持族群边界线的基础。[21]在现代都市，不同族群聚集在一起，使得文化的多元性成为最重要的特征；族群的冲突和协调也成为当代城市最重要的问题。因此，都市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主题就是族群与族群关系。如笔者运用相关族群理论，做了岭南族群及族群关系的研究及澳门族群与广东族群关系的研究。[1](P137～183)都市人类学除了城市族群的研究，还有关于城市人群如城市本土居民、农民工、失地农民、新移民、跨国移民等的研究。 李彬从都市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人口流动中断的原因、人口流动发生的条件、发生机制、发生原因等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的城乡人口经历了自由流动—中止流动—重新流动的过程，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则更多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如果套用国外人类学现有的研究框架，就不可能抓住中国人口流动的全貌或特点，而参照国外的研究框架，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则可以找到中国人口流动的特点所在，对发展国际人类学跨文化的研究框架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22]都市人类学所进行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和文化适应”研究，“都市流行文化”研究，“城市社区发展”研究，“乡村都市化”研究，等等，大大弱化了人类学“历时性”和“特殊主义”两种学术特性，增强了人类学的“现代性”和“普遍主义”，这不但使都市人类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而且使“迟钝”的人类学研究者获得了较多的“活动空间”。[18](P112) 在都市人类学关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首先较为典型的是农民工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后政策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滚滚的农民工浪潮，农民工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他们如“钟摆”一样，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穿行。农民工在工作地与家乡的联系过程，亦是一个文化传输与交流的过程，因此由农民工引发的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都市人类学针对农民工的研究，大多采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真正深入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以此来掌握可靠的第一手实地资料。郭正林在研究外出务工人员对原住地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作用基础上，发现农民跨区域自由流动的方式，既促进了村落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个人现代性的获得。认为外出务工就是村落农民体验现代工业和都市生活的行为。村落农民以外出务工的方式是从封闭向开放、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性获得过程的核心，是现代文化观念的形成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不发达的村落社会，农民体验工业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从而提高现代性程度，基本的途径和动力就是外出务工。[23]研究还有以厦门农民工为考察对象，着重调查他们在就业中遭遇到的不公平现象和反应，以此反思歧视性就业制度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和困境，并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就业环境的相关建议。[24] 都市人类学在针对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较有创建性的理论视角，其中最重要的是笔者关于“钟摆理论”与“二元社区”的阐释。关于农民工的“钟摆理论”，就是由于这种户籍制度的限制，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不断地在输出地和输入地像钟摆一样的摇摆。[25](P78)同时笔者在对珠江三角洲外来工的考察中，发现外来工与本地居民在生存状态方面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就此提出了“二元社区”的概念，即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同一社区(如一个村落和集镇)外来人与本地人在分配、就业、地位、居住上形成不同的体系，以至心理上形成互不认同，构成所谓“二元”。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二元社区”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寄生性”经济与“地方本位”政策。认为在特定政策和经济结构下导致了“二元社区”的形成，这种“二元社区”给劳动力输入地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将制约着珠江三角洲的持续发展。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多学科进行分析，制定相关的对策是刻不容缓的事情。[26]笔者对农民工的代表性研究还有《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27]，著作对农民的现代性获得，外来劳动人口带来的“二元社区”，关于农民工的“钟摆理论”等有较为详尽的阐释。 在历时30 多年来的城乡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主力军——农民工，他们的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其中的一部分迁移人群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打工者，而是在输入地成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和身份的转变，成为经营型移民。杨小柳、谢立兴关注了都市的经营型移民，发现以亲属和同乡联系为纽带形成的经营型移民的聚集不是一个暂时性的、非正常的存在，而是具有强大的社会经济潜力，为后来的移民提供了一种适应方式。它非但没有阻碍新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反而有效地运用血缘性亲属关系来实现人群的聚合，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经营型移民通过自身努力实现的聚集与创业同时也为移民融入城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良方。[28] 研究城市现象与问题的其他学科意识到了一些非常重要实际却易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城市化的社会伦理学问题，即中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城市。对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农民，理论界给予的关注是极其不够的，在城市化这个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固有的“为民做主”的决策模式从来都不问农民。所以，“谁有权力、谁有资格决定农民能或不能进入到哪一类、哪一级城市”是值得一问的大问题。[29](P137)对农民工权益与声音的关心是中国都市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关注的问题，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可就其他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对农民工的忽略或是偏误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修正。 其次是关于城市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研究。王琛在对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的研究中认为，在城市民族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因素，所以加强民族间的交流沟通和相互了解仍然很重要，当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情况下，关注少数民族在都市的适应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30]研究亦有关注中国伊斯兰教的都市化进程，伊斯兰教随着都市化的进程，从西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来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极大地改变着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在缓慢地改变着自身。相关研究指出都市化带来的穆斯林社会的新变化和新问题，以及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事务的重要性。[31]《试论城市少数民族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31]关注到在城市民族融合过程中，风俗习惯、民族性格、语言等文化方面的差异仍是影响民族关系的深层因素。《北京朝鲜族的个体企业》[32]《当代维吾尔女性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33]《北京维吾尔音乐人的演艺生活与认同》[34]《游离中沉淀:认同与变迁的都市回族视角》[35]《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研究》[36]等硕士博士论文亦关注了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 再次是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如《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37]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广州“湖北村”为例，对中国快速城市化下乡缘社区的演进过程特征形成机制与空间性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以“湖北村”为代表的乡缘社区作为一种草根力量所推动的新社会空间正成为中国城市新移民实现市民化的助推器。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还有《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38]《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39]等，同时，高崇做了广州服装制造业中的移民群体的人类学考察。[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