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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150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超过百年。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这是印刻在人类学研究脉络与传统最深处的烙印。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概因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对外战略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被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是顺应我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呈现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包容心态，通过对海外社会文化的研究与了解，达到自我的反思，并促进全球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格局。 与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脉络不同，中国人类学自引进初始，便与本土化的话语紧密相关。在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救国图强成为人类学的研究与应用使命。中国的人类学，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时间里，主要从事本土研究与家乡研究，很少有海外异文化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当时，人类学家处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与内忧外患的年代，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将“救亡图存”作为学术研究的追求目标，他们希望借助人类学对中国社区的研究，寻找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途径与方式，因此对海外异文化的研究则因为无法帮助解决国家与民族危机而被暂时“有的放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人口、各国商品的流动日趋频繁，中国人类学最初强调本土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海外民族志写作的实践，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悄然发生变化，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以相关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期刊专栏增设为标志的海外民族志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呈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包括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领导的“海外民族志”团队和云南大学的“东南亚民族志”团队在内，已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外人类学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