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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类学走向海外是当下中国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中国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投身到海外广阔的市场之中。这不可避免地需要和异文化交流、碰撞。从法规到政策的不熟悉、不了解，一方面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乃至影响大国形象。从人类学的立场出发，了解他者始终是人类学的第一要务。在笔者看来，这亦是人类学自身发展一个非常实用的取向。 其次，走向海外的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在了解他者的同时，让他者了解我们。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时空压缩的时代。资本、物流、人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着，就目前趋势而言，这种流动速度还有进一步增速的势头。全球化打破了原本的世界格局，我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变小了，原来人类学家梦寐以求的一个孤立、封闭的调查点已经消失在遥远的“桃花源”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跨文化、多区域、多点的田野调查，成为了时代推动下的必然产物。更多的学者踏出国门了解、研究异文化也有助于在国际格局日益复杂的今天，了解我们在全球体系之中所处的位置，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化上的“他者”，其实这也是学科发展对人类学者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我们在了解他者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方在反观我们的过程。形成良性的双向互动，既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也利于我们反思以往在认识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见和误解。 再次，人类学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作为学科恢复、复兴的必经阶段。如前所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在挫折之中艰难成长的，这是一个曲折和充满反复的过程。在“文革”之后，1981年中山大学才重新建立了人类学系，其间经历了近30年的断层。这中断的30年仅仅是在少数几所高校以民族学的面貌存在，人类学学者流失严重。这阶段的人类学学者更多地是参与到国家的民族识别计划之中；除此，由于国门关闭，出国研究成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学科重建的初期，由于受到科研经费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阻碍了中国人类学走出去的步伐。但是，随着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的强盛以及对教育的重视，人类学走出国门进行田野研究也就成为了可能。所以说，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实际上说明中国人类学在恢复和重建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