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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过去由于传世先秦史著匮乏，限制了我们对《左传》史学创作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然而，现今通过与新出土史类文献的比较可以发现，《左传》的内容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同时在思想上，《左传》对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将道德训诫、历史理性预测融入到叙事之中。这一史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主要受作者身份、传书性质、成书过程、当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作为先秦史学的突出代表，《左传》推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与成熟。 关 键 词：《左传》/先秦史学/史学成就/出土文献 作者简介：陈鸿超，温州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史。其叙事首尾完备，内容详赡，古往今来，无数学者高度肯定《左传》的史学造诣。如贺循曾评价“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①刘知几云“《左氏》为书，叙事之最”；②吕祖谦言“《左氏》综理微密，后之为史者鲜能及之”；③这些评论充分肯定了《左传》的史学成就。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左传》是否当受如此高的赞誉？如果是，它为何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史学成就？解答这两个问题不仅需要审视《左传》内在的撰史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比对与之同时代的史书。前者是过去研究的主要方式，而以后者为视角的研究却鲜见。这主要是因为过去先秦史籍匮乏，我们只能掌握《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等有限的几本史著，缺乏足够的参照样本。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随着战国出土典籍的愈加丰富，我们发现了大量史类文献，使学界对战国史书有了更全面的了解。通过与这些地下文献的对比，可以将《左传》纳入到先秦史学的宏观背景中，从而说明《左传》对先秦史学创作的革新与突破，印证前贤对《左传》史学成就的肯定。④因此，本文将结合新出土的史类文献，试对《左传》的史学成就及其形成的原因作一讨论。 一、《左传》的编纂成就 如果我们将史书的创作简单地分为编纂思路和史学思想两个维度，那么可以说，《左传》比前代或当时之史书体系更庞大，内容更丰满，叙事更巧妙，思想更复杂。在编纂方面，《左传》最突出的成就体现在，与我们目前掌握的先秦史类典籍比较，《左传》的内容具有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根据近些年来出土的史类文献，结合传世史籍，可以发现，先秦流行的史类文献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单篇记事史书和成系统的史著。单篇记事史书诸如《尚书》、西周青铜器上的记事铭文，上博简《成王为城濮之行》、《郑子家丧》、《平王与王子木》等，这些文献专注于某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而成系统的史书例如《世本》、《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楚居》等，它们围绕一个主旨，跨越年代，前后贯通，有系统的叙史架构。然而，至少从目前的材料看，《左传》展现出更加高超的编纂手法。拿单篇记事史书来说，其缺点在于，往往片面专注于某一事件，缺乏宏观的完整性，使我们很难看清完整的事态发展。例如上博简五《姑城家父》： 苦成家父事厉公，为士邑行政，迅强，以见恶于厉公。 厉公无道，虐于百舒，百舒叛之。苦成家父以其族三郤正百舒，不使叛。躬与士居管，旦夕治之，使有君[简1]臣之节。三郤中立，以正上下之讹，强于公家。栾书欲作难害三郤。谓苦成家父曰：“为此世也，从事何以如是其疾与哉？于言有之：‘顑颔以至于今哉！[简6]无道正也。伐厇铦犯。’吾子图之。”苦成家父曰：“吾敢欲顑颔以事世哉？吾直立经行，远虑图后。虽不当世，苟义，毋久，立死何伤哉！”栾书[简7]乃退，言于厉公曰：“三郤家厚，取冢君之众以不听命，将大害。”公惧，乃命长鱼矫□[简8]。 □□郤锜闻之，告苦成家父曰：“以吾族三郤与[简2]□□□□于君，慭则晋邦之社稷可得而事也，不慭则取免而出。诸侯蓄我，谁不以厚？”苦成家父曰：“不可。君贵我而授我众，以我为能治。今[简3]吾无能治也，而因以害君，不义，刑莫大焉。虽得免而出，以不能事君，天下为君者，谁欲畜焉。都！在初，吾强立治众，欲以长建冢君而御[简4]事，难。今冢君不铦于吾故，而反恶之。吾毋有他，正公事，虽死，焉逃之？吾闻为臣者，必使君得志于己而有后请。” 苦成家父乃宁百舒。不使从[简5]己位于廷。长鱼矫戾自公所，拘人于百舒以入，囚之。苦成家父捕长鱼矫，梏诸廷，与其妻，与其母。公愠，无告，告库门大夫。库门大夫曰：“汝出内库之囚，没而除之兵。”[简9] 库门大夫率，以释长鱼矫，贼三郤。郤锜、郤至，苦成家父立死，不用其众。三郤既亡，公家乃弱，栾书弑厉公。[简10]⑤ 这篇战国竹书以苦成家父为视角，记载了晋国三郤灭亡的经过。单从记事的结构来看，该文可分为以下四个子事件： a.郤犨平百豫。 b.三郤得罪于厉公。 c.郤犨拒绝了栾书先发制人的挑唆。 d.三郤遭受灭亡。 以上可以看出，a是一条辅线，记载了郤犨的事迹。b、c、d构成了叙事的主线，由b、c的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d的发生。因而，这四个子事件可再进一步归纳为：1.郤犨的事迹；2.三郤灭亡的原因和结果。 在《姑城家父》中，对郤犨以往事迹的记载是比较单薄的，仅记载平百豫，目的主要为了突出其为国尽忠的形象，包含作者的情感倾向。实际上，它与三郤最后的命运没有因果联系。这就让人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三郤灭亡的原因全部来源于外部。 我们来看《左传》对三郤灭亡的记载。《左传》同样也包含了与《姑城家父》相似的外部原因。比如厉公对郤氏的厌恶： 《左传·成公十七年》：栾书怨郤至，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欲废之。使楚公子伐告公曰：“此战也，郤至实召寡君。以东师之未至也，与军帅之不具也，曰：‘此必败！吾因奉孙周以事君。’”公告栾书，书曰：“其有焉！不然，岂其死之不恤，而受敌使乎？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栾书使孙周见之。公使觇之，信。遂怨郤至。 《左传·成公十七年》：厉公田，与妇人先杀而饮酒，后使大夫杀。郤至奉豕，寺人孟张夺之，郤至射而杀之。公曰：“季子欺余。”⑥ 厉公对三郤的反感，使其产生了铲除三郤的决心，这成为了三郤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左传》也记载了郤氏拒绝率先作乱之事。尽管《左传》中记载的是郤至，与《姑城家父》有所差异，但从三郤灭亡的原因角度上讲是类似的，即郤氏主动放弃了先发制人的良机： 《左传·成公十七年》：郤氏闻之，郤锜欲攻公，曰：“虽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兹三者，其谁与我？死而多怨，将安用之？君实有臣而杀之，其谓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后矣！若杀不辜，将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党。有党而争命，罪孰大焉！” 此处郤至所述与《姑城家父》郤犨之言的中心思想是非常相似的，均表示作为臣子，不该犯上作乱。从这些记载来看，似乎表明《左传》与《姑城家父》看法一致，三郤是受到了挑唆和误会，但自身又保持克制，故导致最后灭亡。然而，《左传》对历史原因的探究并不停留于此。由于《左传》作为完善的编年史，对郤氏事迹的记载远比《姑城家父》丰富得多，这些事迹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完整的郤犨的形象。而其恶行使我们能够了解到，郤犨不得善终不仅仅只有外部原因，也与郤犨自身的飞扬跋扈大有关系，可举几例，如《左传·成公十四年》： 卫侯飨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故《诗》曰：‘兕觥其脉，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⑦ 此处记载郤犨举止傲慢无礼，宁惠子就已预言其将亡。 又如《左传·成公十五年》：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⑧ 此处记载三郤谋害伯宗，韩献子就已预测郤氏将亡。 再如《左传·成公十六年》： 宣伯使告郤犨曰：“鲁侯待于坏隤以待胜者。”郤犨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取货于宣伯而诉公于晋侯，晋侯不见公。⑨ 此处记载郤犨因收受贿赂而诽谤鲁成公，亦非光彩之事。 上引郤犨的所作所为显然为他不得善终埋下伏笔。可以说，在《左传》中，郤氏败亡完全有其自身的原因。而这点却很难在《姑城家父》中找到，这就造成了《姑城家父》中郤犨的形象是片面的，对事件因果的探求是单一的。实际上，受限于编纂体裁与篇幅内容，《姑城家父》对人物的活动很难做到完整的呈现。《左传》则不然，利用编年史的体裁，它容纳了更多人物的事迹。借助《左传》的史笔，这些事迹交织在一起使得人物更加鲜活立体，进而在事件因果解释上展现了多线性、多元化的视角。所以陈其泰先生说：“(《左传》)开创了记载完整的人物活动的传统。”⑩ 另外，比起同时代的系统史书，《左传》内容更为丰满，线索更为复杂，细节更加丰富。例如我们可以拿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对城濮之战的记载作比对。城濮之战见于《系年》第七章： 晋文公立四年，楚成王率诸侯以围宋伐齐，戍穀，居。晋文公思齐及宋之[简41]德，乃及秦师围曹及五鹿，伐卫以脱齐之戍及宋之围。楚王舍围归，居方城。[简42]令尹子玉遂率郑、卫、陈、蔡及群蛮夷之师以邀文公。文公率秦、齐、宋及群戎[简43]之师以败楚师于城濮，遂朝周襄王于衡雍，献楚俘馘，盟诸侯于践土。[简44](11) 《系年》以时间为序，记载了城濮之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起因是楚成王围宋伐齐；经过是晋文公出兵，终与楚战于城濮；结果是楚国战败，文公献俘于周天子。可以看出，《系年》记事凝练，将事件本末交待得十分清楚，已是先秦难得的史学佳作。相较而言，《左传》对城濮之战的记载则更为出色。首先是纵向叙事广度上，《左传》比《系年》有更多的延展。比如城濮之战的起因，《系年》只记楚成王起兵围宋，对于为何围宋则没有记述。而《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则直奔城濮之战的源头： 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冬，楚令尹子玉、司马子西帅师伐宋，围缗。(12) 据《左传》所载，我们方知楚成王围宋乃是出自宋国叛楚。再如城濮之战的结果，《系年》只是简单记朝天子、献楚俘、盟诸侯，一笔带过，十分简略。而《左传》对战后的格局作了十分详尽的记载，除了《系年》所记之事外，比如还有晋文公对战后的赏罚： 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祁瞒奸命，司马杀之，以徇于诸侯，使茅茷代之。师还。壬午，济河。舟之侨先归，士会摄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征会讨贰。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13) 从《左传》的这则材料，我们得以窥看战后晋国的内政状况。它使我们了解到此后晋文公称霸，不仅仅是因为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更在于对内赏罚有度，政治清明。其实晋文公这些特质亦可以成为晋国最终获得城濮之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据上所述，《左传》记史比《系年》完整深入，所以它对事件的来龙去脉，记述得更为透彻；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解释得更为深刻。 其次是横向的叙事结构上，《左传》比《系年》明显要复杂许多。《系年》的叙事结构是单一的，只是依时间顺叙战事的发展。可以发现，单线顺叙是除《左传》外，几乎所有先秦史书的通常作法，比如《世本》、《竹书纪年》等史书也是采用这种叙事方式。《左传》则显然打破常规，其结构是多线的，而且并不简单依照时间叙述，而是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并用。具体到城濮之战的记载上，《左传》围绕城濮之战这条主线，还有多条支线，这些支线中又包含诸多子事件，它们共同为城濮之战的结果作了伏笔和铺垫。比如楚国令尹子玉这条支线，《左传》在战前战后记载了不少关于子玉的事，例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战前子玉治兵：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14) 这件事发生在战争之前，如果割裂地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左传》在城濮之战中记载该事，显然有它的原因和目的：一是此事因城濮之战而起，楚成王要围宋，故派子文、子玉练兵。二是能让读者透过此可以窥看到楚国战前的军事面貌。 关于子玉的另一个子事件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15) 此处《左传》插叙了一段子玉梦河神的故事，虽然颇有神异意味，但从令尹怜惜“琼玉”、“不勤民”的论断反映出楚国当政者的品行及楚国的内政状况。 除了子玉这条支线外，还有晋文公的支线，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16)此亦是城濮之战背后的一段独立史实，记载了文公执政教民之事。它被《左传》编排到城濮之战前，末尾采用倒叙的方式，甚至将战争的结果提前告知读者。但《左传》的这一做法颇为巧妙，它不仅是对晋国的政治情况和战前准备工作的描述，同时也是晋文公能够称霸的原因探析。 以上可见，《左传》中这些支线并非属于城濮之战记事，甚至能够割裂成章，但它们又与战争密切相关，能使读者了解到隐藏在战争背后、决定战争进程的诸多史实。因此，这种多线的叙事表明《左传》已摆脱了单一的因果论。在《左传》的历史观念中，推动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不是唯一的，而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历史的走向是由主线及各种支线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难能可贵的是，《左传》对这些支线的编排能够做到杂而不乱，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和主线紧密地组合成一个叙事整体。梁启超就称赞《左传》说：“(《左传》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遡原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17)可以说，《左传》的这一编纂技巧确实是当时一般史书很难达到的。 再者，《左传》提供的信息量也远非《系年》能比。例如如此重大的城濮之战，《系年》只记录了晋文公、楚成王、令尹子玉、周襄王四人，而《左传》则记载三十人以上，出征将帅、往来使臣必载其名。又如《系年》对时间的记载，只是开头记载了晋文公四年，此后便按战争的发展顺序记述，没有记载日期，而《左传》则记录了详细的日期，例如：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 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18) 由此可见，《左传》记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量，这使得《左传》相比《系年》，乃至同时代的史书叙事更为详尽，有着更高的史料价值。 综上考察，《左传》在编纂内容上，克服了当时单篇史书与系统史书脉络简单、叙事单薄的缺陷，理出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从而展现了它对社会的深刻思考，由此标志着中国史书编纂技术的飞跃与成熟。 那么，同时代为何《左传》会有如此突出的编纂成就？或者说，这一成就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 第一，纵观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春秋战国时代是史学快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其一表现在“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19)春秋战国史类文献开始摆脱原始记录的桎梏，初步达到成熟史书应具有的规模，而《左传》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充分借鉴了系统史书的构架，熟练地运用编年体裁，因而具有很高的内容延展性，能够容纳丰富的史料，使之呈现更为完整的历史脉络：同时它又吸收了单篇史籍“纪事本末”的叙事方法，对历史事件的叙述能够做到联珠贯串，首尾贯通。其二表现在春秋战国史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当时除周王朝外，各诸侯国都设立了史官，重视本国史书的编纂。墨子曾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史书之盛。另外，官学下移与民间学术的兴起，也促进了史学的繁荣，例如诸子史学的兴起，使得言史、论史成为士人之风尚。上下阶层对历史的共同关注，对史书的重视，暗示社会上流通着丰富的史料，这些史料成为了《左传》的编纂素材，孕育了《左传》的诞生，成就了《左传》体系宏大、内容丰富的特点。 第二，与一般私家著史和官修史书的单一属性不同，《左传》既有私学的成分，又有官学的背景，这使《左传》得以兼具二者的优势。《左传》的编纂虽发起于鲁太史左丘明，但它并不是鲁国官方的史书，而是左丘明私下以《春秋》为纲，所作的具有传书性质的史书。所以，它可以摆脱官方史书的固定模式，广采民间资料，融入更多的私学元素，使之呈现多元化、多角度、多方面的叙事特征。它可以不必顾忌官方的书写限制，阐发更多的道德评价，抒发更多的历史评论。同时，左丘明身为鲁太史，《左传》传世的流传人物中大多又具有官员背景，(20)此意味着《左传》的编纂有条件接触到官方档案，记录更全面、更准确的信息。比如历史事件发生精准的日期、地点、人物等，《左传》的记载往往详实可靠，这又是当时私家史学所不能及的。另外，《左传》编纂流传的官学背景也帮助规模庞大的《左传》得以顺利流传，最终将这样的突出成就展现在我们面前，没有湮没在列国的战乱和社会的动荡之中。 第三，《左传》于编纂上取得的成就，不是某一位史家独有的贡献，而是众人的结晶。《左传》虽由左丘明发起编纂，然而以当时的时代，仅凭左丘明一己之力，是很难完成像《左传》这样的鸿篇巨著的。杜维运先生说：“《左传》详实、生动、柔美的叙事，非出于作者左丘明一人的经营草创，其所根据的成文已如此。琢磨润色，历经多人之手，至左丘明而集其大成。”(21)所以《左传》在左丘明之前，有前人丰富的史料素材；在左丘明之后，后世学人又不断地补充加工。这说明《左传》比当时一般史籍经历了更长的编纂时间，经过了更周密的编纂。正是这些人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懈努力，才使得《左传》内容如此丰富，脉络如此清晰，血肉如此饱满。 综上，《左传》在编纂上具有极为突出的成就，是先秦史学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左传》的这一成就不是突变，而是有着深层的内外原因。尽管《左传》只是一部史书，但它代表了当时的一批学人，包括史官群体与知识分子在内，他们一方面继承吸收西周以来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站在春秋战国变革时代的风口浪尖，数代持之以恒地实践着对历史表达方式的创新。这一创新“推动了纪传、编年两大史书题材走向成熟”，(22)奠定了《左传》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