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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传》的史学思想成就 《左传》史学的另一个成就是其具备更为深刻的史学思想。在《左传》之前，人们记录历史大都出于两个目的。一是作为历史记忆的需要，如上古传说传承着人们对远古的历史记忆；殷商的甲骨卜辞是有意识收集起来的占卜档案；西周青铜器铭文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事迹。这些均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记忆超越生命，无限延续的追求。二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西周初年，周人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开始在历史中寻求经验，如《尚书·周书》中《洪范》、《酒诰》等篇都是通过历史，总结商人覆灭的教训，为周人的统治提供借鉴。总的来说，秦汉以前的史书大都仍延续着这两种创作主旨。然而，《左传》记载历史，不仅仅为记录历史，或者寻求历史经验，它对历史的理解有了新的突破。首先，《左传》利用历史来阐发“扬善惩恶”的历史训诫，给历史表述赋予道德内涵。 《左传》的这一创新来源自《春秋》。众所周知，“褒贬惩劝”是《春秋》明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如司马迁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23)又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云：“昔者夫子……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诫；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24)借托于为《春秋》作传，实际上，《左传》并没固步于单纯记史，而是继承了《春秋》褒贬之精髓。不过，《左传》之“褒贬”不是像《春秋》那样通过一字褒贬呈现的，而是通过历史叙事实现的，因而与“史”更为紧密。如果我们比对清华简《系年》，就可以发现《左传》对历史褒贬的加工与升华。 叙史中蕴含丰富的人物评论。《左传》和《系年》有很多内容来源相同或相似。(25)然而，即便如此，《左传》与《系年》在叙史旨趣上却迥然不同。我们先来看《系年》第六章记载晋国骊姬之乱及公子重耳流亡之史实： 晋献公之嬖妾曰骊姬，欲其子奚齐之为君也，乃谗大子共君而杀之，或谗[简31]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狄，惠公奔于梁。献公卒，乃立奚齐，[简32]其大夫里之克乃杀奚齐，而立其弟悼子，里之克又杀悼子。秦穆公乃内惠公于晋，惠公赂秦公曰：“我[简33]苟果入，使君涉河，至于梁城。”惠公既入，乃背秦公弗予。立六年，秦公率师与[简34]惠公战于韩，止惠公以归。惠公焉以其子怀公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其子妻之。[简35]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入，乃之齐，齐人善之；之宋，宋人善之，亦莫[简36]之能入；乃之卫，卫人弗善；之郑，郑人弗善；乃之楚。怀公自秦逃归，秦穆公乃召[简37]文公于楚，使袭怀公之室。晋惠公卒，怀公即位。秦人起师以纳文公于晋……(26) 《左传》对应《系年》的内容主要分述于庄公二十八年到僖公二十三年的传文。当然，在内容上，《系年》要比《左传》简略很多，似乎仅是对原始史料稍作加工。然而，这种单纯的平铺直叙，即便含有记言内容，也缺乏直接的价值评判。而《左传》则不然，无处不在借他人之口，批评惠公之失德，褒奖文公之贤明，可摘录几处如下： 《左传·僖公十一年》：丕豹奔秦，言于秦伯曰：“晋侯(晋惠公)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也……”(27) 《左传·僖公十四年》：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晋惠公)何以守国？”(28)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子曰：“晋公子(晋文公)广而俭，文而有礼。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29) 以上，我们只是拿《系年》作为一个典型参照。实际上，不仅包括目前我们所能见到出土史类文献，也包括至今传世的先秦史书，还没有一部史书能像《左传》那样包含如此丰富的褒贬评论。因此，《左传》叙史，无不在借史明理，借史明义，阐释《春秋》的褒贬内涵。 除人物褒贬外，《左传》叙史的道德内涵还包括对历史事件的价值评判。以出土文献比对之视角，可举两个方面的例子： 一是《左传》在叙史中融入儒家思想。例如重礼思想。传统观念认为，孔子作《春秋》以彰显礼义，司马迁就说“《春秋》者，礼之大宗也。”而《左传》对“礼”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据杨伯峻先生统计，“礼”在《左传》中共出现462次。(30)甚至徐复观将《左传》作为春秋“礼”的观念的典型代表，足见“礼”在《左传》中的重要地位： 礼的观念，萌芽于西周，显著于西周之末而大流于春秋时代，《左传》、《国语》礼代表了礼的新观念的最早确立。(31) 那么问题是，《左传》中这些“礼”仅是当时史官的叙史习惯，或者说是《左传》攫取史料中原本就有，还是《左传》依《春秋》特意而为之？这或许可以从一些出土的史类文献中寻得一些答案。 新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中有《成王为城濮之行》一文，记载了城濮之战前子文教子玉治兵，现结合诸家释读成果，将释文胪陈如下： 成王为城濮之行，王使子文教。子文授师于鄩(睽)，一日而毕，不抶一人。子[甲1]玉受师，出之  ( )，三日而毕，斩三人。举邦贺子文，以其善行师。王归，客于子文，子文甚喜，[甲2]合邦以饮酒。薳伯嬴犹弱，顾持胏饮酒。子文举胏责白珵曰：“穀於菟为[甲3]楚邦老，君王免余辜，以子王玉之未贯，君王命余授师于鄩(睽)，一日而毕，[乙1]不抶一人。子玉出之太( )，三日而毕，斩三人。王为余家，举邦贺余。汝[乙2]独不余见，食是胏而弃，不思老人之心！”伯嬴曰：“君王谓子玉未患[甲4]师，既败师已。君为楚邦老，喜君之善而不慽子玉之师之[甲5]｛不患｝……命君教之，君一日而毕，不戮……[乙3]……子玉之……[乙4]成王为城濮之行。(32) 陈伟先生较早指出《成王为城濮之行》可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子文教子玉练兵”一段对读：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蒍，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蒍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33) 《左传》与简文内容相近，叙述结构相同，虽属相同史实的不同版本，但可推测，这两处记载最初的源头应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从编纂的角度去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可以发现二书在子文与伯嬴的对话上差别最为明显。虽然《左传》叙事更为简省，但在对子玉的评价上，《左传》的内涵显然要丰富得多，尤其是用了“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将简单的治兵事件上升到了礼治的范畴。“礼”与民治，在传统儒家的学说中是完全可以找到依据的。如《论语》中《宪问》篇有：“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子路》篇又云：“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又《礼记·经解》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可见，上述《左传》在原始史料素材中插入礼学评价，使得原本单纯的叙事隐喻深刻的儒家思想。 除此之外，这一对原始素材的加工和改造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中的《申公臣灵王》：(34) (御)于朸述，(陈)公子皇(止)皇子。[简4]王子围夺之，陈公争之。王子围立为王。陈公子皇见王，王曰：“陈公[简5]，忘夫朸述之下乎？”陈公曰：“臣不知君王之将为君，如臣知君王[简6]之为君，臣将有致焉。”王曰：“不穀以笑陈公，是言弃之。今日[简7]陈公事不穀，必以是心。”陈公跪拜，起答：“臣为君王臣，君王免之[简8]死，不以晨(伏)(斧)(锧)，何敢心之有？”[简9] 此事对应《左传·昭公八年》的记载： (楚灵王)使穿封戌为陈公，曰：“城麇之役，不谄。”侍饮酒于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对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礼，以息楚国。”(35) 二者的叙事背景基本相同，而不同的是陈公的回答。简文记载陈公俯首顺服灵王，《左传》则书陈公言若早知如此，必致死礼。这两处记载看似相反，其实并不矛盾。孔颖达《正义》言：“致死礼者，欲为郏敖致死杀灵王也。穿封戌既臣事灵王，而为此悖言，追恨不杀君者，以明在君为君之义，见己忠直。若如今日有人欲谋灵王，己必致死杀之。”然而，《左传》在陈公的回答上多添了“死礼”，将陈公这一做法视作“礼”的表现，虽只简单一笔，但这无疑昭示着《左传》对这件事件的记述与加工，融入对君、臣之“礼”的思考。 另外，相比清华简《系年》，《左传》记载固然要丰富得多，但它并未专注于对细节的描述，而在此之中融入诸多儒家的观念，这是像《系年》这样的史著所无法企及的。如《系年》第八章记载了秦晋“崤”之战始末： 晋文公立七年，秦、晋围郑，郑降秦不降晋，晋人以不憖。秦人豫戍于奠郑，郑人属北门之管于秦之[简45]戍人，秦之戍人使归告曰：“我既得郑之门管也，来袭之。”秦师将东袭郑，郑之贾人弦高将西[简46]市，遇之，乃以郑君之命劳秦三帅。秦师乃复，伐滑，取之。晋文公卒，未葬，襄公亲[简47]率师御秦师于崤，大败之……(36) 《左传》对应记载散见于僖公三十年到僖公三十三年传文。从史实基本脉络上看，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可推测所据史料最初的源头是相同的。那么，《左传》多出的细节部分则代表《左传》自身的编纂倾向。而这之中，《左传》许多地方均体现了儒家重仁、尚礼、崇智的观念，如： 僖公三十年记秦军从郑国退兵，晋子犯请求追击，晋文公以“仁”、“知”、“武”回拒：子犯请击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亦去之。(37) 僖公三十三年记秦师袭郑，过周北门，王孙满观师言秦师无“礼”：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38) 僖公三十三年记“崤”之战前晋国群臣的议论：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39) 上引《左传》补充的这些细节言论，事实上包含对“仁”、“礼”、“知”等概念的历史界定。《左传》搜集编入这些言论，不是对这些概念作抽象的归纳，而旨在说明“仁”、“礼”、“知”的具体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通过与《系年》的通篇比对，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由此，我们可以明晰看到《左传》阐发《春秋》要义的一大思路，即在史实框架中，建立对诸多儒家观念的历史理解。 第二，《左传》相比单纯的叙史著作，对历史事件有更深刻的思考。如可先看清华简《系年》第九章： 晋襄公卒，灵公高幼，大夫聚谋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强君”，乃命[简50]左行蔑与随会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简51]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置此子也？”大夫闵，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简52]之。”乃立灵公，焉葬襄公。[简53](40) 本章主要记载了晋襄公去世，群臣推举继任者，可见于《左传·文公六年》与《左传·文公七年》的相关记载： 《左传·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41) 《左传·文公七年》：穆赢日抱大予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42) 对于相似的史料素材，《系年》和《左传》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编纂思路。《左传》对群臣争论储君人选的记述显然要详细得多。更重要的是，相比《系年》的单纯叙事，《左传》对待立君之事有其自身的看法。借用赵孟之言，《左传》认为，立临难之君，当审视其内在和外在的“四德”，即“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这使得《左传》不再单一局限于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在叙史融入对历史的总结和反思。 《左传》对历史的思考还表现在它开始利用历史，理性分析未来的走向趋势。过去，史书很少利用历史去预测未来，即便有，也总是与预言占筮结合在一起。在出土史类文献中亦是如此，比如上博简《庄王既成》便是一则预言故事。志得意满的楚庄王新铸无射钟，问几代享有，沈尹子桱回答不过“四与五之间”。学者一致认为，“四五之间”就是指楚昭王。(43)楚昭王十年，伍子胥率领吴师入郢，俘获楚国重器，正好验证了这则预言。(44)可见，这些预言纯粹是神异思想的体现。由于时代原因，《左传》不能避免这一思维的浸染，也记载了大量神异事件。不过，我们同样在《左传》中发现，有一些历史预测并非借用神异方式，如《左传·昭公三年》： 既成昏，晏子受礼。叔向从之宴，相与语。叔向曰：“齐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45) 借晏子之口，《左传》根据陈氏在齐国的作为，判断齐国未来的政局走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判断没有依托占卜之类的神意方式，而纯粹是从对历史现象的理性分析中得来的。 又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卫侯在楚，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言于卫侯曰：“令尹似君矣！将有他志，虽获其志，不能终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令尹其将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诗》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令尹无威仪，民无则焉。民所不则，以在民上，不可以终。”(46) 在这则材料中，《左传》透过北宫文子见令尹围这一历史事件，理性地看清了历史的走向。它认为，君王是民众的表率，是百姓效法的准则。而楚灵王没有威仪却凌驾于百姓之上，必不得善终。 此类对历史的理性预测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它们反映了《左传》渴望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中寻求历史规律，以此准确预测未来。然而，这一思想在以往的史书中，甚至在同时代的史书中都十分罕见。 由上可知，《左传》叙事不仅丰满，而且带有叙事之外的说理性。这使它具备史学属性的同时，具有超越当时史著的思想性。可以发现，在《左传》的历史观念中，撰史不仅仅用于档案记录、经验借鉴，而且还可用于道德教化和理性预测，这表明《左传》对历史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左传》这一历史观念的形成，主要受内、外两方面的影响。从《左传》自身的角度来看，《左传》并不是自觉意义上的史学著作。(47)至少，它创作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单纯记史，而是为了解释《春秋》经文，这使得它能够摆脱以往编纂史书的固有思路，在叙史中贯彻善恶评判、道德训诫的精神。尽管这种突破最初来源于据鲁史所修的《春秋》，但是《春秋》出于经学编纂的种种原因，从史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其思想是隐晦的，结构是单一的，叙事是单薄的。而《左传》弥补了《春秋》的史学缺陷，将《春秋》的思想理念正式运用到宏大详尽的历史叙事上。正是这一尝试，标志着中国史学完成了从记录、反映社会到引导、影响社会的转型。事实上，这一趋势可能在周初就已萌芽。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开始积极总结先王成功的历史经验及殷商灭亡的教训，在历史书写中融入理性思考，例如《周书》中不少篇目，西周铭文中不少记载，都不是单纯记史，而是通过史实记录，给周人统治以历史借鉴。但是，这些作品大都针对统治上层，重点关注政治得失，而缺乏对人性善恶的细致探讨。因此，就目前来看，在当时还没有一部史书能像《左传》这样利用如此丰满的史料去诠释正义和道德。这一创作目的转变，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不仅重视宏观的政治走向，而且开始微观透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反思人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使得《左传》拥有更广阔的阅读群体，影响面从统治上层延伸到民间士人。大致从《左传》开始，伴随着儒家经典产生，中国史学的视野从单纯地为政治服务拓展到对整个社会的功用。自此之后，中国传统史学开始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价值，由此促成了史家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史书创作目的的变革。如之后司马迁便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撰写《史记》的最终目标，这使史学正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独立的一员。如果我们纵观中国传统史学的这一发展脉络，从《鲁春秋》到孔子所修《春秋》，然后到《左传》，再到后世史学，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成熟，离不开经学的影响。即经学脱胎于史学，又通过史学的诠释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这是一个由史学升华为经学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史学经学化的历程。尽管后来史学从六艺略中独立出来，成为四部中单独的一部，但史学始终坚持实践着经学“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不懈追求。 从外部的环境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方面都发生重大转型。面对社会的剧烈动荡，原本农耕文化群体所习惯的安定生活被打破，任何人的命运都可能在历史瞬息的变化中沉浮不定，社会渴望探寻未来的发展走向。继承周初以史为鉴的传统，同时又面临时代的巨大变革，促使《左传》在面对丰富的历史素材时产生更深刻的思考，积极在历史叙事中探寻历史规律，从而理性分析、预测历史的发展方向。 其次，“春秋无义战”使得“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因此周代建立的道德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然而，历史的发展呈现一种规律，当人类文明发展到某个阶段对某一方面极力排斥与摒弃时，就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思想转向，从而出现一群文化精英竭力从各个角度去寻求它的复兴。这一复兴如同我们耳熟能详的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复古，而是在思古中寻求新的解答。(48)儒家通过整理周代典籍，探寻周代的伦常规范，以此设计理想的社会蓝图。作为解释《春秋》的传书，《左传》秉持《春秋》的精神，宣扬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叙事中融入道德评价，以此重建周初的道德信仰。 再次，春秋战国时期，官学体制被打破，私学兴起，促进了诸子之学的繁荣。诸子大都以史论理，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使得历史评论之风盛行。“‘子有史意’成为诸子作品中相当突出的文本特色，从而推动了史学活动与思想活动的进一步结合，赋予史学活动以更多的价值建设的话语权力”。(49)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左传》亦受其影响，积极在叙史中融入自己的思想，阐发自己的观点，使其“事”中有“理”，“史”中有“义”，从而能够在叙史上取得突破。 综上所述，《左传》取得了非凡的史学成就，是中国史学永恒的经典名著。它为古代史学创立了范例，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框架，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故此，《左传》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至为关键的一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