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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记载北京岁时景象的古籍文献颇为浩繁，但又往往不为今人所知。导致本地虽有丰富的岁时文化因素，当代北京人却往往对其不甚了了。北京岁时系列是一部为学术研究而编纂的资料集，包罗古籍、报纸、歌谣、俗曲等前人所不措意的各种文献。从晚明到晚清，北京的岁时风俗变迁——“四时风物月华中”，大致可现。 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先秦时期，今天的北京地区就建有一座名为“蓟”的都邑，也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燕国都城。秦灭燕后，蓟城虽然失去了都城的地位，却仍是北方的一座核心城市。由汉至唐，因而未改。五代时期，幽蓟之地入北，辽太宗以之为南京，号为幽都府，后改称析津府，又称燕京。金朝灭掉辽和北宋后，鉴于原都城上京会宁府地方僻远、气候苦寒，遂迁都燕京，改名中都大兴府。及至元世祖忽必烈时，又在中都附近大兴土木，起建大都城，作为新都，也就是今天北京城的雏形。这么算来，北京的人民在燕山脚下、永定河畔的这片土地上生活，前后总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这三千多年的历史里，北京经历过金戈铁马、边声四面的战乱世道，也赶上过重译款塞、九有来王的太平盛景，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日中为市、男耕女织的平凡日子。此城坐落于燕山与太行山的怀抱之间，往北是游牧民族聚居的边塞之地，往南则是人文綦盛的礼乐之乡，两种文化在北京融合，形成了北京人特有的性格：热情，大方，眼界广，“讲究”多。特别是在过日子方面，一年三百六十日，哪天该干什么，北京人总是记得一清二楚，说得头头是道。 比如说，正月十九，在大多数地方的人看来，都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日子，然而如果您问“老北京”这天有什么说道，他们多半会告诉您：“这是燕九节呀！您不上白云观‘会神仙’去？”您看，元宵刚过完，北京人又给您弄出个“燕九节”来，有意思不？ 又比如，“二月二，龙抬头”，这是我国民间常有的说法，并非北京特有的节日。然而在北京，关于“二月二”也有一堆要注意的：首先，这一天妇女是不动针线的，说是怕伤“龙目”。其次，这天吃饭也有很多名目，吃饼要叫吃“龙鳞”，吃面叫吃“龙须”，吃饺子叫吃“龙牙”，吃米饭叫吃“龙子”……总之，一切都跟“龙”有关系。搁在别处，可没北京这么多说道。 其实，这也不能怪北京人瞎讲究。首先，北京地区四季分明，何时春来，何时入夏，大家都很清楚，季节更替容易给居民留下深刻印象。且旧时不像今天生活条件优越，想吃些好的，穿些好的，往往要借着过节的由头，而随着季节变化“过节”，本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时间久了，这种“顺时而动”的岁时文化就成了本地文化的一部分。其次，北京在历史上先是边镇要地，后来又是帝都，不仅市井繁华，而且人文荟萃，每当季节交替之时，公卿贵戚、文人雅士辄有游赏，如春游满井，夏看洗象，秋登窑台，冬观冰嬉，给北京增添了很多热闹，逐渐就成了习俗。除此以外，北京历史上又是诸多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些名人留下的事迹、佳话，乃至被后人附会出来的传说，都成了岁时文化的一部分。如正月十九日白云观“会神仙”，就是因为俗传丘处机“成仙”之后，每到这一天都会“临凡度世”，北京人去白云观，为的就是凑这个热闹。像这样的节令，大都是北京特有的讲究，有着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 经过三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北京的岁时文化可说是非常丰富的。不但从正月到腊月，每个月都有一些特殊的节令；而且就现在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看，从辽金到明清，乃至到了民国，每个时代也都有不同的好尚。更难得的是，同是一个节，往往官家有官家的过法，民间有民间的说道，这就更加凸显了北京岁时文化的丰富多彩、底蕴深厚。 可惜的是，记载北京岁时景象的古籍文献颇为浩繁，但又往往不为今人所熟知，导致本地虽有丰富的岁时文化因素，当代北京人却往往对其不甚了了。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姑以本篇小文抛砖引玉，简单介绍几部关于北京岁时文化的古籍文献，希望能够引起更多读者和作者对北京岁时文化的重视。 一、北京岁时文献的概况 说起与北京岁时有关的古籍文献，自然是非常浩瀚的。唐、五代以前，相关资料还比较稀罕，自辽代将此地定为“南京”以后，就渐渐丰富起来。一方面，辽人自然会记录本国的社会风俗。这些文献虽然如今大多已经佚失，但在《辽史》里还保存下来一部分。另一方面，宋辽之间既有交战，又有使者往来，因此使者回国后往往会将见闻笔之于书。这些散见于笔记和文集的材料，也给我们了解辽代北京的岁时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到了金代，情况又有所不同。辽代的南京只是五京之一，皇帝四时捺钵往来，定期停驻，并非完全的统治中心；金代则自海陵王完颜亮起，就彻底徙都于燕，称之为中都大兴府，在这里设官立朝，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达数十年之久。故而相对辽代来说，金代官私文献中记载燕京风俗的更多、更全面。比如说，当时文人名士的诗文集中就有很多关于贵人击球、射柳，民间放偷等风俗的记载，而且往往描写颇详，比起辽代的文献记载来，显然进步很多。但到蒙古兴起之后，金国在军事上长期陷入不利局面，不得不迁都开封，中都大兴府由金代的国都变成了蒙古的燕京路总管府治所，人物凋敝，城邑荒残，也就很少有人再去关注当地的岁时文化了。 四十年后，时局又发生了变化。元世祖忽必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元”，将国都迁至新建的大都城。自此以后，北京重新成为国都，对北京地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的记载也随之丰富起来，表现形式也更为多样化。元代著名文学家，曾“六入翰林，三拜承旨”的欧阳玄，就曾写过《渔家傲》词十二首，每首咏一个月份的北京风物，如其中的《正月》词： 正月都城寒料峭，除非上苑春光到。元日班行相见了，朝回早，阙前褫帕欢相抱。 汉女姝娥金搭脑，国人姬侍金貂帽。绣毂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烧灯后。 这首词虽然篇幅不长，却涉及了京城正月气候、元旦大朝、以相抱为礼的习俗、贵家妇女衣饰、拜年，以及元宵节（“烧灯”）等与北京岁时文化相关的内容。尤其由于欧阳玄具有卓越的天分，故能将优美的笔调与丰富的文化信息相结合，使读者感到回味无穷，这是更难得的。我很想向读者们仔细推介绍这十二首《渔家傲》，可惜文章篇幅有限，只能姑举其一为例。好在欧阳玄的《圭斋集》依然存世，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关于元代北京岁时的杰作，就是熊梦祥的《析津志》。熊梦祥是江西人，曾任白鹿洞书院的山长，后来入都，历任大都路儒学提举、崇文监丞，后以老致仕，隐居在今门头沟的斋堂村，致力于编纂《析津志》。这部书在明代中后期就已散佚，幸而《永乐大典》和其他明人著作中还有征引其书之处，故上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善本组曾就该书做过辑佚和整理工作，后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以《析津志辑佚》的名义出版。此书虽是残阙之本，但其中的《风俗》和《岁纪》两部分仍然保存了大量与元代北京岁时风俗有关的记载。如《风俗》记夏日宰辅游西山，名为“巡山”，以及京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属官同赴通州，名为“巡仓”，都是后人初所未闻的。又如《岁纪》载二月八日游皇城、九月皇帝还京、十月开射圃的场面，以及每月太庙荐新的食品名目，也都有裨于闻见，足资谈助。 元代以后，除明初的三十年外，明清两代皆定都于北京，关于北京岁时的文献愈加浩繁。据不完全统计，在明清两代的五百多年里，文献涉及北京年节习俗的，至少有一百六七十种之多。其中，纯以载录北京岁时胜景为主题的文献，就有《北京岁华记》《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京都风俗志》《春明岁时琐记》《春明采风记》等书，辟有专门章节记述北京风俗的，又有《万历顺天府志》《宛署杂记》《酌中志》《康熙大兴县志》《康熙宛平县志》《日下旧闻考》《光绪顺天府志》等十几种。北京岁时文献的丰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更为难得的是，北京岁时文献数量虽多，也有彼此借鉴、影响之处，但各书之间却绝非简单的互相抄录、引用关系，而是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观点，又根据自己的见闻与考据加以辨正。如《帝京岁时纪胜》与《燕京岁时记》，同为清人之作，同记北京岁时风俗，但一系雍乾全盛时期之著作，一记光绪渐衰时代之景况，虽同记一事，而盛衰自有差异。即如同记新春琉璃厂之景象，《帝京岁时纪胜》曰： 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更有秦楼楚馆遍笙歌，宝马香车游士女。 《燕京岁时记》则曰： 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儿童玩好在厂甸，红货在火神庙，珠宝晶莹，鼎彝罗列，豪富之辈，日事搜求，冀得异宝。 据此，则至光绪朝时，琉璃厂已无灯景可言，较之雍乾极盛之时，显然是要逊色一筹了。 又如同为有关元宵节的记载，《帝京岁时纪胜》的说法是： 十四至十六日，朝服三天，庆贺上元佳节。是以冠盖蹁跹，绣衣络绎。而城市张灯，自十三日至十六日四永夕，金吾不禁。悬灯胜处，则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为最。 《燕京岁时记》却说： 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兵部灯于光绪九年经阎文介禁止）。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 按“正阳门之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即今前门外的大栅栏地区。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已经是北京著名的商业区。据清代中期的记载，每年一进正月，大栅栏商户白天做生意，夜晚张灯取乐，而灯景多与所营业务一致，算是一种宣传自己的手段。由于灯景之讲究与否，能够侧面映射商户的经济实力，故而各家多竭力营求，所制之灯争奇斗艳，为京城胜景。到光绪时期，大栅栏的灯景已无可观，转而以东四、地安门这两个较新的商业区，以及工部、兵部两衙门的灯景为盛，这无疑象征着大栅栏商业区的衰落。对于渐就衰落的清王朝来说，这样的景象并不是好兆头。 上述的两例，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文献记载，以见北京岁时风物变迁的极好证明。像这样可供比对的记载，在北京岁时文献之中是极为常见的。无论是研究北京的社会风俗，还是仅对北京的年节文化感兴趣，北京岁时文献都不可不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