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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 如前节所说，关于北京岁时的古籍文献是非常浩繁的，书海茫茫，寻觅颇难，而找到之后，从中爬梳史料又要花费很大精力。即使是专业研究者，要天天跑图书馆，翻书抄卡片，也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更何况仅是对北京历史文化感兴趣的爱好者呢？面对这种局面，北京岁时文献的结集就应运而生了。 杂抄文献，汇为一编，古已有之。如《初学记》《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之类，先确定天地日月、风雨雷电、草木鸟兽等门类，再将所见文献中相关的内容一一抄出，归于相关门目之下，以便写文章时查检。以其据类成书，故谓之“类书”。及至清初，朱彝尊仿其成法，组织门生将古来文献中与北京有关的一一抄出，分门别类，编为《日下旧闻》。乾隆朝时，清高宗又命廷臣以《日下旧闻》为蓝本，加以考据、补充，遂成《日下旧闻考》。这一段故事，是治北京史地之学者无不知道的。 进入民国时期，西方的学术体系传入我国，史料之学渐受重视，当时的学者颇有致力于搜集文献，纂辑成编，以助研究者。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北京的社会风俗也在逐渐更易。旧日万人空巷、兴高采烈的庙会、香会，在新知识分子看来，已有“迷信”的嫌疑；从前商家过年休市的习俗，也因经济不景气，不得不做出改变，以求多奔些“嚼裹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两部重要的北京岁时文献集成，就是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与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 张次溪是广东东莞人，本名仲锐，后改江裁，次溪是他的号。父亲是清末民初的名士张伯桢，号篁溪，故他取号“次溪”，以示克绍箕裘。他自幼随父母居住北京，所以名虽粤人，实则对燕京风土的了解远过于故乡。一九三〇年，刚从孔教大学毕业的张次溪受聘于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从事《北平志》的纂修工作。此后的六七年间，他参与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走访北平的各处寺庙、古迹，编著《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北平庙宇碑刻目录（与许道龄合作）》等文献集成和工具书，并自刻《北平史迹丛书》《燕都风土记丛书》《京津风土丛书》《中国史迹风土丛书》等，其中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当数《北平岁时志》。 “岁时志”之作，始于六朝。梁人宗懍作《荆楚岁时记》，记载自元旦以下二十多个节令的荆州民俗，是为“岁时志”“岁时记”体例的开端。此后历代撰述，续有仿作，多记一时一地的岁时节令文化，对于研究岁时文化极有帮助。单就北京地区而言，此类文献就有明人陆启浤《北京岁华记》，清人潘荣陛《帝京岁华纪胜》、让廉《京都风俗志》、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等多种，进入民国以后，尚时有作者。张次溪编著《北平岁时志》，可谓对岁时志撰著传统的接续。 不过，张次溪编著的这部《北平岁时志》，与传统的岁时文献有很大不同，其显著特点在于张氏将自作文字与引述前代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此书自正月至十二月，依月分卷，卷首先有张氏自作的一篇小序，谈本月节令风俗之概况，以及自身目见耳闻之节俗流变，有提纲挈领之效。小序之后，乃自朔日至月末，以日为目，历引文献中关于该日习俗的记载，以见时序之推迁、风俗之流衍。哪怕是对北京岁时文化毫无了解的读者，读起来也感觉眉目很是清晰。特别是所引各书上起明代，下至晚清，前后相去数百年，时世盛衰不同，人情好尚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也有所不同，故虽同记一事，而内容常有歧互。张氏将这些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文献搜集在一起，按时代排列，则每一节日、习俗在不同时代的情形灼然可见。这种体例既是对传统文化中“岁时志”一体的沿袭，也是旧学术受到新风气影响的结果，可以在史学史上留下一笔。 张次溪的《北平岁时志》成书于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据书前林志钧序落款为“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可知），约一年后，另一部北京风俗史料方面的杰作就出版了。这就是李家瑞编著的《北平风俗类征》。 李家瑞是云南剑川人，一九二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进入中国文学系学习，师从刘半农。一九二八年，李家瑞从北京大学毕业,经刘半农介绍，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做助理员，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一九三二年，李家瑞著成《北平俗曲略》（一九三三年出版），此后便在刘半农的指导下，从事北平民间风俗史料的分门辑录，至一九三六年十月，辑录了数十万字的史料，命名为《北平风俗类征》，于次年五月出版。该书分为岁时、婚丧、职业、饮食、衣饰、器用、语言、习尚、宴集、游乐、市肆、祠祀及禁忌、杂缀十三门，征引文献达五百种以上，堪称洋洋大观。 《北平风俗类征》虽然出版较《北平岁时志》稍晚，但论对岁时文献搜集整理的全面程度，则骎骎乎驾其上。李家瑞所辑录的岁时文献，上起辽金，下至民国，达一百八十余种之多，而且其中有不少出自张次溪所忽略的俗曲、报章等文献，因此对历史上的北京岁时节令风俗展示更为全面。此外，李家瑞编著本书，本意在于推进对风俗的研究，故于每条史料，均用简短的三五个字概括出其大意，以便检阅，这对于读者也是很有帮助的。 统观两书，《北平岁时志》在史料丰富程度方面，显然要比《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逊色一筹，但《北平岁时志》每月均有张次溪自作小序，对北平的岁时风俗有所总结，这又是胜于《北平风俗类征·岁时门》的了。而且，张氏所收史料虽不及《北平风俗类征》浩博，但也有超出李家瑞所辑之处。因此，这两种文献集成之间，颇有可以互相参证的地方，可以并行不废。 说到这里，笔者又有了一点儿想法：张、李二著，均成书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从一九三七年到二〇一七年，忽焉又是八十年过去了，这八十年间的风俗变迁，比之前的几百年还要剧烈。可有读者愿埋头于故纸堆中，编一部新的《岁时志》，又或新的《风俗类征》吗？笔者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