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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教育机构也不例外，与中国历代王朝在中央和地方所设置的官办学校有着密切联系。朝鲜司译院，属官办“译学”机构，以培养翻译人员为目的。其建立也与中国元明两朝的“译学”机构有着一定的承传关系。为研究东亚地区古代外国语教学史，需将元明两朝的外国语教学与朝鲜司译院进行比较。笔者检索前人研究，发现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尙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本文拟就朝鲜司译院“蒙学”教学情况，及朝鲜世宗时司译院蒙学帖儿月真，与朝鲜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的渊源关系等问题，作试探性研究。至于朝鲜司译院与中国元明两朝相应机构的关系问题，拟另撰文论述。 一、 司译院的设立及沿革关于司译院的设置、沿革等问题，《高丽史》、《经国大典》、《通文馆志》、《李朝实录》等史料均有记载。 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1393年）“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 关于司译院的设置问题，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2]。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3]。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4]。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5]。 《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6]。 《高丽史》记载，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其中之“吏学”置于司译院[7]。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讓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药学于典仪寺；兵学于军侯所；律学于典法；字学于典校寺；医学于典医寺；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吏学于司译院”[8]。可见，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恭讓王时期。 《通文馆志》记载，“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讓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9] 根据以上史料记载，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设立的通文馆基础上设立的。通文馆在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很有可能名为司译院，在恭讓王三年（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改名为汉文都监。朝鲜初期重新设立司译院。 朝鲜司译院设有“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司译院不是同时设立“四学”。如前所述，“太祖二年，置司译院，肆习华言”。由此可知，“汉学”应是在朝鲜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立。“蒙学”后来是在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三年，司译院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10]。可见，司译院设立之初，只有“汉学”和“蒙学” 教习汉语和蒙古语。 关于“倭学”和“女真学”的设立年代，据《李朝实录》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11]。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 朝鲜司译院设立“四学”的原因是，与朝鲜和明朝的政治往来有关。明朝势力进入辽东之后，朝鲜与明朝、北元、女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司译院的设置以及汉、蒙、倭、女真学等“四学”的形成，除了朝鲜出使明朝、北元、女真、日本的需要以外，还有备边司和兵部了解明朝、北元、日本、女真等的军事动向需要。 朝鲜世宗时代开始，司译院已实行了“四学”例。朝鲜太祖、世宗、成宗时期，对司译院各科教学作出了各项不同的规定。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蒙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12]、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习蒙语者“能译文字，能写字样[13]，兼写伟兀字（伟兀字指畏吾儿体蒙古文）者为第一科；只能书写伟兀文字，并通蒙语者，为第二科，出身品级同前”。[14]并对考试中选者，颁给红牌，证明司译院奉王旨给某人，赐通事第几科几人出身。 世宗时期，对在“四学”学习者，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大多数人，应该是按上述规定从各地选送的），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蒙、倭、女真等四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 世宗创造“训民正音”[15]文字之前，历代王朝所建儒学学校，一直使用汉字。学习汉语者，以当地乡音读汉文字，即以一种“吏读”[16]法来读汉字。因此，在以往学校读儒学经史，不一定都以汉音来读汉字。这样一来，在司译院学习汉语者，常受乡音影响。因此，世宗才对在司译院汉学习读汉语者，规定了在本院不得用乡音的禁令。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其余蒙、倭、女真学，亦依此例施行”。[17] 成宗时期，“四学”的待遇下降。故而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鼓励“四学”生徒的措施。并对司译院“四学”、岁贡生徒人数，作了新的规定。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规定，因蒙、倭、女真学人员和生徒，都是居外（应指外方选送的）之人，故对同住父兄弟姪，实行免役。无亲属者，另给俸和衣物。在大典内，同住的亲属中，有一人不能定役。如果同住父兄子弟各自有役的话，只给一人奉足。户内三丁以下，也不能定役。户内没有人丁，则许亲属一人免役。并声明，鼓励汉学，也依此例。 世宗时期，汉、蒙、倭、女真学，依“四学”例供馈。学员享受政府津贴，故能安心学习。但到了成宗时期，供馈不继，贫寒生徒终日受饿，学业难持。“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总不满。因此，成宗九年司译院向政府请求给提供供馈。同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18]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 以上所述可概括为两点：一是，世宗时期对司译院各级官员及学生教学活动要求严格，并向生徒提供供馈。到成宗时期，因供馈不继，致使汉、蒙、倭、女真各学学员人数减少。因此，政府采取了对生徒亲属免役，提供奉足等措施，鼓励司译院“四学”生徒，并增加了岁贡的人数。其二是，由于朝鲜成为明藩属国，汉语成为正统。其重要性远非蒙古、日本、女真语所能及，而且，蒙、倭、女真学生徒，是从地方选送，食宿不便。“四学”中蒙、倭、女真学与“汉学”三科之间差距甚大。蒙、倭、女真各学，所习者日减。出现这种差别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朝鲜历代王朝所建学校一直使用汉文字。 朝鲜司译院“四学”对培养的翻译人员，有不同的要求，似乎对汉、蒙、倭、女真学生徒，是否能够进行翻译非常重视。对汉、蒙学生徒，根据不同程度，分为不同的档次。能够进行翻译，会写文字，又通语言者为最高级。以“汉学”为例，从其所规定科目看，既通汉语，又通吏文者，为第一科；汉语程度稍逊或略通，一半及不懂吏文者分别为第二、第三科。第一科出身者，兼通汉、吏，能够从事从汉语译为吏文，也能将吏文译为汉语。例如，中宗二十三年（明嘉靖七年，1528年），令译官李和宗翻译建州卫所通文书，并将朝鲜方面复信译为“吏文”。[19] 由此可见，朝鲜司译院培养从事双向翻译的人才。兼通汉语和吏文者，比反通汉语者待遇要优厚。“蒙学”也是如此。 “蒙学”及“帖儿月真” 对朝鲜司译院“四学”之“蒙学”及其蒙古语教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自高丽忠烈王时代司译院始设，到朝鲜时期司译院的发展演变，及其蒙古语教学逐渐衰落的过程。 明洪武二十五年（朝鲜太祖元年，1392年），明在辽东设辽东都指挥使司。由此，朝鲜半岛与北元的关系基本被切断。但朝鲜司译院“蒙学”的教学活动，并未因此而中断。 如上所述，朝鲜太祖时期开始，司译院对“蒙学”和蒙古语教授及生徒人数做了规定。世宗时代开始，对蒙学也采取了鼓励措施。据《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四年（明永乐二十年，1422年），吏曹报告称，蒙古语不是时尚，传习者少，为对学习蒙语者给予鼓励，请求从分数高者中，选两人用在政府。此举效果似不明显。次年，礼曹报告，蒙学生徒人数依旧很少，请求从全罗、庆尚道及京中五部，选年少聪敏者，送赴司译院学习蒙语。此项请求得到了许可。 同年，礼曹报告“蒙古字学有二样，一曰伟兀真，二曰帖儿月真。在前，诏书及印书用帖儿月真，常行文字用伟兀真，不可偏废。今生徒皆习伟兀真，习帖儿月真者少。自今四孟朔蒙学，取才并试帖儿月真，通不通分数，依伟兀真例”。[20]这是说蒙古字学有两种，一称伟兀真，一称帖儿月真。过去诏书及印文用帖儿月真，日常文字用伟兀真，两者应兼通之。但世宗时代生徒几乎不习帖儿月真，只习伟兀真。故吏曹要求考试内容增加被忽视的帖儿月真，其评分标准按伟兀真执行。 这段史料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以上所谓蒙古字学应创设于朝鲜王朝建立之前。二是，除了一望可知的伟兀真即畏吾儿体蒙文外，还提到了所谓帖儿月真。按上下文理解，帖儿月真应该是指八思巴字。 蒙古字学是元世祖忽必烈时为在全国普及八思巴字，而在地方设立的蒙古语文学校。创立八思巴字之前，蒙古人使用畏吾儿体蒙古字。即所谓“伟兀真”。至元六年（1269），元世祖忽必烈令帝师八思巴，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并颁发了使用蒙古新字的规定。据《元典章》，《诏令》卷之一记载：“至元六年二月十三日，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新字，译写一切文字。自今以后，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21]副之”。至元七年（1270），元朝设“诸路蒙古字学教授”。[22]次年，又“置蒙古国子学，掌教习诸生”，[23]命百官子弟入学。再次年，“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24]元朝在国内规定，敕令用蒙古字拟写。“至元十年（1273）春正月，敕自今并用国字[25]书宣命”[26]的记载即本于上述元典章所录诏书。 高丽元宗十四年（元至元十年，1273年）春正月，元朝使者致高丽的诏书“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皆无识者”。[27]由此可见，同年元宣差出使高丽，带去的诏书即以八思巴字书写。 元朝不但向高丽下达八思巴字诏书，也要求高丽进表以蒙古字书写。据《元典章》，《礼部》卷之四，用蒙古字条记载：“至元八年（1271），钦奉圣旨条画，应凡奏目，并用蒙古字书写，钦此。”并令今后各处大小衙门，进表、朝贡，一切要用蒙古字书写。并规定今后不可再称为蒙古新字，改称蒙古字。因此，高丽翻译人员也需学习蒙古字。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祯元年，1295年），“元遣蒙古字教授李忙古大[28]来”。[29] 所以，上文中提到的“在前蒙古字学”不可能是指朝鲜太祖时期或世宗时期的司译院蒙学。蒙古字学，应设于高丽忠烈王时。高丽蒙古字学与高丽司译院之间的关系，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学习八思巴字，始于高丽忠烈王时则可以肯定。 至元八年（1271），元朝在国内规定，“蒙古字学生徒，百官、汉儿官员，选择子弟俊秀者，入国子学。随路达鲁花赤、总管以下及运司、诸投下、官员子孙、弟姪，堪读书者，并所入学。”[30] 元朝在高丽于至元七年（高丽元宗十一年，1270年），始设达鲁花赤。可以想象，在高丽的达鲁花赤子孙，亦要学习蒙古字。况且，至元八年元国内颁行蒙古字时，忠烈王，即以高丽世子的身份在大都。次年，忠烈王回高丽之后，依蒙古俗剃头、着蒙古服饰。忠烈王与元世祖忽必烈关系极为密切，为元朝的驸马国王。他很可能服从世祖忽必烈普及八思巴字的诏令，培养蒙古字学翻译人员。忠烈王继承高丽王位之后，第二年即设司译院，掌管翻译之事。 伟兀真即伟兀字。朝鲜司译院太祖二年所定科目中提到的伟兀字，与《元典章》中记载的伟兀字同。《元史》记载为畏吾字。与伟兀字对应的蒙古语为“oigor usug”的第一部分；伟兀真字则当为“oigorjin usug”。同样，帖儿月真应是蒙古语“ durbeljin usug”的汉字音译。《蒙古语大辞典》解释“durbeljin usug”为元世祖忽必烈命国师八思巴创造的新字。六十年前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已提出“帖儿月真”应指“八思巴文或八思巴文之后所创蒙古文”。[31]韩儒林先生认为“契丹、西夏、女真国书，皆模拟汉字而成。八思巴为忽必烈创制新字时，似颇受三种国书影响，故亦力求方整（durbeljin）”。[32] 八思巴字在字形上来讲，属于方形文字。这一名称也许是与畏吾儿体蒙古字相比较而言的。 蒙古语“durbeijin”可分为“dur / bel / jin”三个音节。“usug”直接译为字。“帖儿”应为蒙古语音节“dur”的汉字音译。中世蒙古语（畏吾儿体蒙文）“d”、“t”在字形上相同，即与现代蒙古语中“t”的字形相同。韩国语中常“d”、“t”不分。因此，将“dur”转写为“tur”是可能的。“月”为“bel”的汉字转写。汉字“月”在韩国语中的发音为“uol”。在蒙古语口语中“bel”受元音和谐律影响，元音“e”受上一个圆唇元音“u”的影响，也读为圆唇元音，成为“bol”。口语中，“bol”（为“bel”的读音）和“uol”的读音又比较相似。故“月”为蒙古语音节“bel”的汉字转写。韩国语中，汉字“真”的读音为“jin”。 另外，世宗五年的礼曹报告中提到，“在前，诏书及印书用帖儿月真”，这与元朝世祖忽必烈时期，关于宣书和玺书、贡表，要用蒙古字书写的规定是相符合的。因此可以断定“帖儿月真”为“durbeljin”的汉字音译。世宗时期，司译院重新规定研习的“帖儿月真”肯定是八思巴字。 关于朝鲜“谚文”的来源问题，史学界有几种不同观点。主要有藏文来源说、梵文来源说、蒙文来源说，还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认为“谚文”“应该是来源于八思巴文”。[33] 笔者同意白鸟库吉的看法，世宗二十八年九月（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一批朝鲜学者创造的“训民正音”文字，当与世宗时在司译院蒙学习学的八思巴字有关。将八思巴字的字母拆分开来看，“训民正音”文字有些字母的创造，明显受其影响。另外，“训民正音”文字（又称谚文），元音之前，必须要加“字头符”（所谓的“零声母”），也与八思巴字同，只是所加符号不同而已。“训民正音”文字所加为一个圆圈，八思巴字则加一横。而且，其字母的粘着组合，收声母[34]及其语法中的表现格的形式，以及动词的变化等，也都与蒙古语相似。由此可以看出，世宗时期司译院“蒙学”应教习过八思巴字，世宗五年礼曹报告中所提“帖儿月真”应为八思巴字。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年），北元谴使赍脱脱不花敕书，到朝鲜咸吉道阿赤郎地面，朝鲜通事展阅敕书只是“默识，阳言俺本不识蒙古字样”[35] 并将敕书封还给蒙古使臣。此后朝鲜将事情的经过向明朝汇报。这一史料证明，世宗时期，其政府内有识读蒙古字者。 成宗二十三年正月（明弘治五年，1492年），右承旨权景禧报告称“谕都骨兀狄哈之书已用蒙古、女真语翻译，何以处之”。[36] 中宗十三年（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蒙古学翻译蒙古书，呈兵部[37]。上述资料提及的这些识读蒙古语者，及蒙古语翻译人员，均应是司译院蒙学培养出来的。 结语 一、高丽忠烈王时司译院始置，蒙古字学所教习文字有两种，即伟兀真和帖儿月真。 二、朝鲜司译院“蒙学”，以《蒙语老乞大》为教科书。 三、朝鲜世宗时司译院“蒙学”习学帖儿月真文字，即八思巴字。世宗时创“训民正音”文字，与司译院“蒙学”习八思巴字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 四、至中宗时期，司译院蒙学进入衰退阶段，很少有生徒学习蒙语了。 [1]《李朝实录》，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实录一》卷4。 [2] 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3]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百七十辑，1999年，第30页。 [4]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5] 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二十九卷，第五号，第564页。 [6]《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版，卷76，《百官一》。第二册，第563页。 [7]《高丽史》卷77，《百官二》。第二册，第572页。 [8] 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9] 《通文馆志》，卷一沿革，官制条，第7页。 [10] 《李朝实录》，《太祖实录一》三年十一月条，卷6。 [11] 《李朝实录》，《太宗实录》十四年十月条，卷。 [12]“吏文”，是指朝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13]“字样”当指八思巴字。 [14] 《李朝实录》，《太祖实录一》，卷6。 [15] “训民正音”文字，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年），命一批学者创造的朝鲜文字，共28个字母。世宗二十八年（1446年）正式颁布。称为“训民正音”文字。今韩国所用语言文字，是在“训民正音”文字基础上演变而来。 [16] “吏读”乃公元692年新罗学者薛聪、强首等所创，其法以汉字偏傍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族语。 [17]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卷95。 [18] “外方”应指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19] 《李朝实录》，《中宗实录三》，卷61 。 [20] 《李朝实录》，《世宗实录一》，卷19。 [21] 《元典章》这段史料中所谓“国字”不是指八思巴字，当指被译写的各国文字。另外，又见《元史》《百官三》中“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22] 《元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卷7，《世祖本纪四》。 [23] 《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 [24] 《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 [25] 此“国字”应指八思巴字。 [26] 《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 [27] 《高丽史》卷27，《元宗世家》。 [28] 李忙古大应为李忙古带，高丽读“大”为“带”是可能的。 [29] 《高丽史》卷31，《忠烈王世家》。关于此记载，在元代史料中未见相应记载，待考。 [30] 《元典章》，《礼部》卷4，蒙古学校。 [31] 小仓进平《朝鲜外语史》（日文，《朝鲜语学史》），刀江书院，1940版，第648页。 [32] 韩儒林《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载《韩儒林文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第131页。 [33] 白鸟库吉“谚文的起源”，载《史学杂志》第八卷（1897年版），第126页。 [34] 韩国语中“收声”母指词尾的不加元音字母的辅音字母。蒙古语中称为“debisger usug”，有中、下两种形式。 [35]《李朝实录》，《世宗实录三》卷96。 [36] 《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四》卷261。 [37] 《李朝实录》，《中宗实录二》卷34。 (责任编辑：admin) |